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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 1,福祿娃
福祿娃
第壹章 德黑蘭
富蘭克林·羅斯福從來沒想過要到德黑蘭。整個1943年的秋天，他壹直在試圖發揮自己為人所樂道的超凡人格魅力，促成盟軍的三位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和他自己——能夠在德黑蘭之外的任何壹個地點會晤。這壹次前所未有的盟軍首腦三方會談，整整醞釀了壹年，可現在，就因為會麵地點這個棘手的問題，似乎尚未開始就要麵臨失敗。
此前，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受遣訪問莫斯科，他提議把地點定在伊拉克的港口城市巴士拉（Basra），這樣羅斯福就能輕鬆地乘船過去。羅斯福本人則建議，開羅、巴格達或非洲東海岸的前意屬厄立特里亞的首都阿斯馬拉（Asmara，Eritrean）都可以考慮。總統先生解釋，在這些地方，他才方便和華盛頓特區保持即時聯係，以保證他的戰時工作。然而蘇聯的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不為所動。他反駁道，身為蘇軍的指揮官，他不能與留在莫斯科的副手們失去聯係。並且，他還主張，德黑蘭就坐落在厄爾布爾士山（Elburz Mountains）腳下，還有電報電話能與莫斯科聯係。“我的同事都堅持認為德黑蘭很合適。”他在回復給羅斯福的電報里直截了當地如此說道。不過他也表示，無論屆時會談將以何種方式進行，他都同意把會晤時間定在11月底，並且贊成英美兩方關於不接受所有新聞媒體到場的提議。
但是，羅斯福仍然希望能說服這個被他稱為“喬叔叔”（Uncle Joe）的男人。他發了封電報過去，再次提及巴士拉：“我懇求您能唸及我的身上還肩負著美國政府的責任，維持美國全麵開戰的重大責任。”莫斯科方麵的回復卻非常簡單直接——不行。斯大林的作風強硬無比，當時有跡象表明，他甚至打算退出此次三方會議的所有安排。直到羅斯福已經著手準備起帆橫渡大西洋，取道地中海，這位蘇聯領導人才最終勉強同意前往德黑蘭。羅斯福聽聞，立即發了封電報給丘吉爾：“我剛剛聽說喬叔叔打算去德黑蘭了……我本來還有點懷疑，他會不會接受先前的邀請……現在看來，毫無疑問，我跟妳肯定能見到他了……”
於是，11月27日星期六早上，剛過6點半，羅斯福就在開羅西機場登上了“聖牛”號（Sacred Cow）。這是壹架泛著閃閃銀光的美國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可容納49名乘客與3名機組人員，這趟旅程將為牠不朽的壹生畫上最後壹筆。羅斯福的這次旅程總計17442英里，來回跨越將近8個時區。而斯大林隻需要從莫斯科南下，來回僅3000英里。但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畢竟這是開戰四年以來的首次會晤，英美蘇三強的首腦最終能坐在壹起，麵對麵地商定那些決定性的謀策，為戰爭的殺戮畫上壹個句號。這將是二戰中最重要的壹次會議。就像丘吉爾後來寫的那樣：“不管是美國憲法的強硬規定、羅斯福的身體健康還是斯大林的倔強執拗……任何情況都不能阻止我們三方會晤的決心，這些困難都會被迫切的心情壹掃而空。既然其他地點都不行，那麽就飛往德黑蘭吧。所以天剛破曉，我們就從開羅起航遠行了。”
回顧往事，我們難以評估這趟旅行的重要性或是否太過冒險。我們這位需要靠輪椅出行的總統，不得不飛越戰時的中東，沒有空軍護航，甚至也沒有乘坐他的專機。官方第壹架總統座機是壹架命名為“猜想之旅Ⅱ”（Guess Where II）的C-87A型“解放者”客機，隻不過采用了B-24轟炸機的配置。羅斯福從來沒有坐過這架飛機。曾經有壹架C-87A型“解放者”失事，隨後有人發現這種飛機在火警方麵存在缺陷。羅斯福對此有所顧慮，所以“猜想之旅Ⅱ”自然就悄無聲息地退出了總統座機的舞臺。第壹夫人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壹些白宮的高級職員倒曾乘坐這架飛機，友好訪問過拉丁美洲，但總統本人沒有乘坐過。
何況，富蘭克林·羅斯福本來就討厭乘飛機出行。
在所有出行選擇中，這位患有下身麻痹癥的總統更偏愛在結實的地麵上馳行。但即使如此，他還是有所保留：首先得確保火車的行速每小時不能超過30英里，對他來說，這個速度是最合適的。他的總統專列格外安全穩妥——車上安裝了減震的懸架，以保護他的下肢。火車皮是裝甲的，玻璃車窗則是防彈的。他也是個熟練的水手，乘船會感到更舒服，海浪的急緩與波濤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可飛行就完全不是這麽壹回事了，乘客必須得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就算壹小股氣流都是有風險的。“壹旦遇到碰撞和顛簸，總統先生無法像我們壹樣，用腿來支撐他自己。”羅斯福的特勤局特遣隊長邁克·萊利（Mike Reilly）回憶道。羅斯福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他那沒用的雙腿到底帶來了多少限制——甚至連爬出飛機殘骸的機會都沒有。
在開羅到德黑蘭這趟旅程之前，羅斯福衹有過兩次空中飛行的經歷。壹次是在1932年，他飛往芝加哥接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那回除了他和他成年的兒子埃利奧特，其他人都暈機了。起飛前，機修師搬掉了其中壹把椅子，為他們騰出更大的空間，但是他們都沒有座椅安全帶，所以壹旦遇到氣流幹擾，他們要麽死死抓住鋁制座椅上加了軟墊的扶手，要麽就隻能冒著風險顛來顛去。飛機里，發動機的噪音震耳欲聾，而最快的飛行速度，也隻略高於100英里每小時。兩架軍用飛機在旁護航。本來還另有壹架專機坐著新聞記者，但途中遇上了雷暴雨和強逆風，因此不得不返航，隻留下總統乘坐的這架飛機艱難地頂風而行。第二次則是在1943年1月，羅斯福飛往卡薩布蘭卡，與丘吉爾會麵。他們壹行八人從邁阿密出發，搭乘可容納40名乘客的“迪西飛箭”號（Dixie Clipper），先向南越過加勒比海，抵達巴西，再用19個小時飛越大西洋，橫跨2500英里，從南美飛抵西非。這架飛機上雖然空間足夠大，並設有睡覺休息區，為羅斯福配備了壹架雙人床，但並非增壓艙。在高空中，他的臉色會變得非常蒼白，時不時就要補充吸氧。事實上，這趟卡薩布蘭卡之行是“輪椅總統”的第壹次空中遠行，沒有讓他對飛行產生絲毫好感。相比之下，他的妻子埃莉諾卻熱衷於飛行。他曾這樣寫給埃莉諾：“妳可以享受那些空中的白雲，我卻為此感到心煩。”
但就在10個月之後，他又坐上了飛機。這壹次搭乘的是“聖牛”號。
迎著清晨燦爛的陽光，“聖牛”號載著羅斯福壹路呼嘯東行。在1300英里的旅程中，他們飛越了蘇伊士運河與廣袤荒涼的西奈沙漠（Sinai）。聖城耶路撒冷（Jerusalem）與伯利恆（Bethlehem）在黎明中閃著微光，飛機途經時也低飛盤旋致敬。而後，又陡然升空，越過壹條條幹涸的古河道，來到了神聖的馬薩達（Masada）。公元73年的春天，壹小群猶太人寧死而不為奴，在這里築起要塞和壹整個羅馬軍團對峙了將近三個月。經過巴格達後，飛機駛向東北方向，沿著阿巴丹—德黑蘭高速公路行進，飛越壹連串嶙峋突兀的山口。他們別無選擇：飛機必須保持在6000英尺以下，才能保證總統的穩定供氧。而羅斯福俯瞰窗外時，腳下也不過是壹座座山峰，仿若是在巖石沙漠中突起的異軍。群山暗淡，壹片棕褐之色，看起來像是月球的表面。這里空曠無人，與世隔絕，唯有火車與運輸卡車隊在這里邁著沈重緩慢卻堅定不移的步伐。那上麵載滿了美國製造的戰備物資，徑直向北，運往東部前線。
下午3點，6個半小時的飛行之後，總統的專機降落在德黑蘭的蘇聯紅軍軍用機場，斯大林已經等在了那裏。整整24小時前，他就先於英國人和美國人抵達了德黑蘭，下榻蘇聯公使館。在住所，他已經對整套包間的竊聽工作親自視察了壹番，那是美國總統最後居住的房間。
“寒酸”是總統先生的兒子埃利奧特·羅斯福（Elliott Roosevelt）對這個時期的德黑蘭的描述。毫不誇張地說，在1943年11月底，這座伊朗的首都還是個名副其實的汙水坑。實際上，除了美國、蘇聯和英國使館，其他地方連自來水都沒有。這里的居民和遊客都得從壹條小溪里舀取飲用水。這條小溪就沿著街邊的排汙溝流淌，同時也是這座城市的汙水處理係統。各種垃圾和廢料汙染了大多數市區公共飲用水，每啜上壹小口，都要冒著患上斑疹傷寒或痢疾的風險，傷寒熱的發作也非常普遍。這座城市完全乏善可陳，盟軍占領了這里，但即使是最基本的生活物資也非常緊俏，當時壹年的薪金，大概也就夠買壹麻袋麵粉。
那時的德黑蘭並不是壹座風情萬種的城市，沒有什麽值得談論的輝煌歷史。放眼世界舞臺，在眾多都城之中，德黑蘭出人意料地與年輕的華盛頓特區壹樣剛剛起步，隻比半城市半鄉村的風貌好那麽壹點，被人嘲笑是壹座“間距宏偉”的城市。而相比之下，德黑蘭在1800年的總人口數大概為2萬，城外築有高約20英尺的泥墻，墻外還環繞著壹條寬40英尺、深30英尺的護城河。
整座城市原本有四座城門可供出入。在1943年之前，這四座城門已全部推倒，壹座新城在舊城的基礎之上建立了起來。壹棟棟古雅別致的舊式房屋，附帶著修整得極為精巧的庭院與傳說中的波斯花園，眼下蕩然無存。滿載著棗子、無花果、蜂蜜和散沫花的驢車，本該趕往熙熙攘攘的集市，此刻卻蹤跡難尋。取而代之的是街上壹排排大門朝外的新式住房，是可供汽車、卡車通行的寬敞大道，時不時有馬匹或手推車經過。除了這些時髦的林蔭大道，德黑蘭還騰出了壹大片空闊的荒地，卻隻是開發成牧場和油田。
從機場駛往市中心，壹路上熱鬧極了。領導人與隨從的副手、外交官乘車經過數英里不設防的馬路，沿途站滿了好奇的民眾，他們在街旁圍觀，驚訝得不時倒吸氣，壹眼望不到盡頭。美國人抵達45分鐘之後，溫斯頓·丘吉爾也動身出發了。他要和羅斯福壹樣，忍受著旅途帶來的疲憊，但還好，他不會經歷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的事件——1914年，後者乘車穿行薩拉熱窩的街道時，被人刺殺身亡。在陪同丘吉爾來訪的女兒莎拉（Sarah）眼里，這趟遠行簡直令人毛骨悚然。路麵高低不平，哪裏都是擁擠的人群，安保做得也很不夠。對此，丘吉爾自己則淡淡地評論道：“如果事先就準備好了要冒最大的風險……那麽問題就能得到最完美的解決方案。”他和女兒坐在壹輛沒有安全防護的汽車里，隨行的英國安保人員隻能乘坐壹輛跟在其後的吉普車，兩輛車離得太遠，要是真發生點什麽麻煩，安保人員根本頂不上多大用處。
進城的路上壹字排開壹匹匹高貴優雅的白馬，牠們是波斯騎兵團的光榮成員。兵團湧入德黑蘭時，這些閃閃發光的馬兒每兩匹就能夾帶掩護四五個士兵。對盟軍的保鏢來說，高拋手榴彈或鳴槍示警已經成了傢常便飯，而且理由充分：臨近目的地，英國人的車隊完全動不起來了，好奇的伊朗人成群結隊地擠在車四周圍觀。丘吉爾臉上倒是壹點異色也沒有，他始終在朝他們微笑致意，直到人群終於疏散，汽車又重新發動。等他壹到英國大使館，壹大批印度錫克保鏢緊緊擁簇了上來，他推掉所有會議，喝掉五分之壹瓶蘇格蘭威士忌，要了好多熱水袋，直接上床休息去了。
丘吉爾臥榻休息時，羅斯福正在德黑蘭市郊壹名美國牧師的傢里度過他的第壹晚，也是唯壹的壹晚。那裏離蘇聯使館和英國使館約有4英里，其實差不多毗鄰市中心地帶。壹英裏外就是美國大使館。儘管彼此離得這麽近，但無論是羅斯福，還是斯大林和丘吉爾，三方會麵時都不得不穿過德黑蘭那幽深莫測的街道。不知道是多疑的性子使然，還是害怕行刺或者被出賣，斯大林看起來尤其不願意去美國人的住處。事實上，羅斯福到達的那天，他就拒絕了美國總統共進晚餐的邀請，寧願自己精疲力竭地回去。
而羅斯福壹安頓下來，蘇聯人就心急火燎地告訴美國人，他們的情報部門發現了壹起針對個別或所有與會首腦的刺殺陰謀。內務人民委員部——也就是克格勃（蘇聯國傢安全委員會）的前身[1]——聲稱，他們在德黑蘭周圍的蘇聯領土上，發現了38名納粹空降兵的蹤跡，其中32人已經被鎖定行蹤，還有6人行蹤不明，他們手里都帶著無線電發射機。這個消息是真的嗎？或者隻是蘇聯捏造出來的？美國人回答不清楚。但是為了避免意外的發生，斯大林就在他安保嚴密的蘇聯使館區，為羅斯福提供了壹套房間，後者可以在那裏度過他在德黑蘭的剩余時間。這是斯大林第二次邀請羅斯福住進蘇聯人的地方。頭壹回，羅斯福通過美國公使禮貌地婉拒了，但這壹次他接受了。次日，他帶著所有隨身侍從，壹起住進了規模宏大的蘇聯使館區。表面上，羅斯福沒有流露出絲毫擔憂，可美國特勤局的特工們不這樣想。他們非常擔心來自德國人的威脅，便在主要幹道沿線布防了大量士兵，還派出了壹隊載滿槍支的汽車、吉普車隊作為誘餌。當車隊出發，緩緩開在德黑蘭主要的街道上時，羅斯福則趕緊上了壹輛汽車，身邊衹有壹輛吉普車護送，在德黑蘭年代已久的小巷里疾馳，最後抵達蘇聯使館區。這場被羅斯福稱為“警察與小偷”的遊戲徹底逗笑了他，但他的特工們因為掌握了更多的內情都嚇壞了。
等壹進入蘇聯使館區，特勤局的成員們就發現，他們相當的寡不敵眾。在整個德黑蘭，為了斯大林的人身安全考慮，蘇聯內務部已經部署了約3000名特工，而沒有壹處地方能擁有比蘇聯使館區更多的人手了。“不管妳去哪裏，”特工邁克·萊利寫道，“都能看見壹群麵無表情的人，穿著侍從似的白外套，忙碌地擦拭著毫無瑕疵的玻璃，或者壹塵不染的傢具。其實他們每擺壹下臂，我們都能清楚地看見他們別在胯部的冷冰冰的魯格爾自動手槍。”實際上，連蘇格蘭場（倫敦警察廳）派去保護丘吉爾的人手，都遠比美國派去保護羅斯福的要多。
終於，盟軍首腦舉行的德黑蘭會議準備召開了。接下來幾天里，三位領導人和他們的軍事將領至少要商定出盟軍在剩余戰爭進程中的詳細作戰計劃，並且還要為戰後的世界和平問題畫出壹個大概的輪廓。而這次最高級會議的安排幾乎和美國的安保措施壹樣，完全是臨時湊合起來的。美國人抵達時，連最高級別會議所必需的會務人員都沒有帶過來。在那些極為顯眼的疏忽中有個典型的例子，那就是他們在附近的美國軍營里匆匆挑選出4名會速記的士兵，指派他們在每壹場會議後做筆錄。即使如此，這次會晤還是沒有行程安排，甚至沒有安排某個人來負責組織會議的各種事項，或者管好後勤——類似的情況多不勝數，以至於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竟然錯過了第壹場聯席會議，他弄錯了開會時間，那會兒還在德黑蘭四周觀光呢。
總統甚至也沒帶著任何意見書前往德黑蘭。要知道，那可是華盛頓官僚作風的精髓。總而言之，這次會議非常能體現羅斯福個人的行事風格。衹要他覺得那些規矩章程不適合他，那麽他根本就不會采用，他的作風一嚮都是如此。羅斯福的大體計劃非常簡單：即興決策，遵從他的直覺，執行他自己的議程。羅斯福之所以願意來德黑蘭，多半是想在斯大林身上試試他那傳說中的普洛斯彼羅（Prospero）[2]般的魔法。他的首要目標是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來與斯大林結成同盟，做成朋友，就像他先前說服過許多人那樣，把斯大林拉入這個圈子。
這就是羅斯福壹生都在追求的事業。
在美國歷史上，幾乎沒有總統能像富蘭克林·羅斯福壹樣，兼具驚人的政治天賦與高超的領導才能。倘若就其本性而言，他就是壹個偽善的陰謀傢與欺騙者，但同時他對追求不朽的聲望又有著無可匹敵的意誌與根深蒂固的使命感。羅斯福第壹次入主白宮時，就曾清醒地提到過改革，不過世人對此極易忘記。那時，經濟大蕭條帶來的肅殺感太過凝重，美國的政治體係看起來就快要到崩潰的邊緣了。但僅僅憑借臨場發揮與即興調整，羅斯福成功地用他傳奇性的演講及後來的持續試驗，挽救了壹個意氣消沈的國傢。
而此刻，隨著盟軍在遙遠的戰場上取得了關鍵勝利，戰爭局勢大為扭轉，世界正期待著他來為這場戰爭貢獻壹份相同的力量。
那麽，人們壹開始會怎樣形容他？在世界舞臺上，沒有壹個人能客觀中立地評價他，在各種意義上來說，他本身就是自成壹格的。令人驚奇的是，他既有政治天賦，又有與生俱來的雄心抱負；他有託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貴族做派，也有安德魯·傑克遜[3]的平民風格；他既是像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壹樣的政治藝術傢，也像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壹般受人愛戴。他的揮霍奢侈和獨具匠心壹樣引人註目，他令人敬畏的程度恰似他的見多識廣壹樣深遠，他機智善辯，派頭十足，像火焰壹樣惹眼，他能振奮人心，也能迷惑對手。並且，歷史總會模糊掉早年的事實。其實他身形頎長，在小兒麻痹癥（骨髓灰質炎）挫敗他的身體健康之前，羅斯福足有6英尺2英寸高（約合1.88米）。這讓他成為美國歷史上身高排第四的總統，比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都要高。而且，過去他還沒患病的時候，走起路來還有點羅圈腿。
在羅斯福成為這樣歷史性的偉人之前，是否就有跡象暗示過他今後的人生呢？1882年1月30日深夜，這個漂亮的小傢夥降生在人間，是傢中的獨子，享受著規模龐大的傢族財富與特權。壹位親戚頗具遠見，當時就用過“討人喜歡、令人愉快、狡猾可愛”這樣的詞來形容他。他的母親薩拉·德拉諾（Sara Delano）十分偏疼他，對他的人生起著決定性的影響，而羅斯福也非常崇拜他的父親詹姆斯（James）。詹姆斯是壹名律師，50多歲才有小富蘭克林這個兒子。羅斯福成長在位於紐約州海德帕克鎮（Hyde Park）的傢族莊園中，我們不妨說，他壹直都生活在世界的中心里。他從小在傢隨家庭教師學習，享受著傭人們各式各樣的關心溺愛，而這壹切都在他的母親薩拉的掌控之中。在很小的時候，他就接受了嚴格的家庭教育，掌握書法筆跡的細微差別，精通算術的枯燥規則，記住那些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慘烈教訓。受益於他的瑞士籍教師，他的德語、法語和拉丁語都非常流利，並且還汲取了壹種社會責任感——僥幸享受了生活的人應該幫助那些更不幸的人。
羅斯福的母親每天都會讀書給他聽，其中就包括他最喜歡的《魯濱孫漂流記》（Robinson Crusoe）和《瑞士家庭魯濱孫》（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4]。父親則帶他去騎馬、沖浪和打獵。他從小就過著養尊處優、無憂無慮的生活。他的母親喜歡把他打扮得跟個小女孩壹樣，穿著裙子，留著長長的鬈發，用蘇格蘭式的華麗服飾把他全副盛裝，直到7歲才給他改為穿褲子，樣式還是迷妳水手服中的短褲。可以證實的是，他9歲之前，還從來沒有自己壹個人洗過澡。在他的童年時期，朋友中幾乎沒有同齡的小夥伴，大部分的時間都陪在成年人身邊玩耍，並且經常都是聲名顯赫的人物。實際上，他5歲時就見過格羅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總統了。那時克利夫蘭用手摸著小富蘭克林的腦袋說道：“嘿，小傢夥，我正為妳許下壹個奇特的願望——但願妳永遠不要成為美國總統。”
羅斯福壹傢還習慣四處旅遊，每年都會去壹趟歐洲。他們冬天會去華盛頓特區過冬，從比利時牧師手里租下壹套豪華的聯排別墅，地處上流社會紮堆的K街[5]；夏天則去坎波貝洛（Campobello）度假，那是壹座景色怡人的小島，與緬因州崎嶇的海岸隔海相望，富蘭克林就是在那裏愛上了大海，萌發出了對航海的濃厚興趣，畢生不渝。他有壹艘長21英尺（約合6.4米）的船，取名“新月”，是他的父親送給他的禮物。同樣，羅斯福也是在這里開始想象他的海軍生涯。
他還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騎馬，兩歲時就已經能在壹隻寵物驢子上嬉耍，6歲那年則可以騎著壹匹威爾士小馬抖威風。然而，無論羅斯福的童年生活有多優渥，他的父母始終都在設法培養他的責任感。怎麽培養呢？他們讓他照顧狗：最初是壹條波美拉尼亞絲毛幼犬，而後換成了壹條體形龐大的聖伯納犬，再後來是壹條巨型紐芬蘭犬，最後是壹條紅色的愛爾蘭雪達犬，毛色非常漂亮。與此同時，他還有各種收藏愛好：收集鳥類標本，把藏品都掛在墻上；收藏與海軍有關的文物資料，像壹名忠誠的水手那樣珍愛牠們；5歲時他喜歡上了集郵，這是他的另壹個畢生愛好。最後，他集滿了150多本郵冊，總計100多萬張郵票。
富蘭克林9歲那年，他父親的心臟病發作了。雖然比較輕微，詹姆斯也又活了10年，但他的身體還是明顯虛弱了許多。對極度崇拜父親的富蘭克林來說，這完全不亞於壹次毀滅性的打擊。在接下來的7年里，他們壹傢5次前往德國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的溫泉浴場，相信多泡溫礦泉對體衰的心臟病人來說是有療效的。詹姆斯十分熱切地相信溫泉的滋養恢復功能，薩拉也是如此。可以預見，年幼的富蘭克林也非常相信，因為他日後也像詹姆斯前往巴特瑙海姆那樣，選擇在佐治亞州的沃姆斯普林斯（Warm Springs）療養。羅斯福是怎樣應對他父親的疾病的？出人意料，他非常冷靜，仿佛這與其他的事情別無二致。那時，他雖頗為謹慎，仍將最後的希望部分寄託在了他的宗教信仰上——新教聖公會[6]。就像他在接下來的歲月里所默默堅持的那樣，他相信，衹要他將信任交付上帝，那麽最終壹切都會有個好結果。
14歲時，羅斯福進入了格羅頓（Groton）私立預科學校求學。當時，格羅頓是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學，學費極為昂貴，衹有非常富裕的家庭才負擔得起。這所學校對學生的培養目標不僅在於開發學生的智力，還希望在美國這些特權階層的孩子中，培養出有男子氣概的基督教徒，既要身體素質好，也要品德高尚。品德、責任、國傢，這就是他們日常的信條。平日里，學生過著修道院般的苦行生活。羅斯福的頭腦非常聰明，能夠快速吸收他所學的知識，最後脫穎而出，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同時，他也是壹名出色的辯論傢。這就是羅斯福當時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了，因為那時他既不是頗具創見的思想傢，也不是什麽獨特的自省者。當時的學校創辦者，可敬的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教士是壹名極具人格魅力的牧師，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羅斯福總把“我的父親和母親”掛在嘴上，但除了他的父母之外，就數這位牧師對他的影響最大了。
皮博迪教士倡導基督教中鼓勵信徒強健身體的教義，他認為，對格羅頓的這些男孩來說，運動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就和他們的上流社會身份壹樣重要。羅斯福在舒適安逸、僻靜隱蔽的海德帕克小鎮長大，顯然有點不太合群，他此前從未參與過團體性運動，不管怎麽說都不是壹個太好的體育健將。事實說明了壹切。但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因為不合群，他竟然被編進了橄欖球隊，這是壹支排名倒數第二的運動隊。棒球或許還稍微好壹點，但這壹次，他不得不為最糟糕的隊伍效力了。儘管他的表現毫不惹人註意，內心的熱情卻從未退卻。得益於此，他甚至還被選進了棒球隊，當然，不是因為他在球場上的運動才能，而是因為他在器材管理方麵的突出表現。
在羅斯福申請哈佛大學前夕，格羅頓中學的培養目標已經成為他的第二天性：辛勤耕耘，收穫成果，全身心投入競爭，並信奉努力是成功的關鍵。
1900年秋天，羅斯福入讀哈佛大學，這所美國最出類拔萃的院校，時任校長是具有傳奇色彩的查爾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Eliot）。如果說，格羅頓是壹處讓羅斯福這個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學會與同伴融洽相處的地方，那麽哈佛就是讓他學會領導他們的地方。當然，他幾乎還是沒有擺脫那些無所事事的闊佬們的生活方式。在他那個圈子里，身邊的人都是出身名門、久經世故的享樂主義者，他們身邊充斥著薄荷硃利普酒與馬球比賽，熱衷於帶著獵犬去騎馬打獵，舉辦越野賽馬障礙賽，去巴爾港（Bar Harbor）打網球，去紐波特（Newport）沖浪。那麽，羅斯福本人過著怎樣的生活呢？他住在芒特奧本街（Mount Auburn）的壹套觀景房里，這套奢華的三室寓所每年的租金高達400美元，在當時是非常昂貴的；擁有壹匹馬；時常出沒於熱鬧的社交季：幾乎每周都會去參加壹次獵人舞會，穿著小禮服，佩戴黑領結，出席那些紙醉金迷的晚宴，與無數初入社交界的少女碰麵。後來，哈佛最出名的坡斯廉俱樂部（Porcellian）拒絕了他，這讓他深受打擊。不過，速食布丁戲劇社（Hasty Pudding）選中了他，任命他為圖書管理員；阿爾法·德爾塔·斐兄弟會也吸納了他。而且，他還被選進了《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的編輯部，最後成了這份校報的總裁，這可是壹項殊榮。報社的事務繁冗又費力，就此，羅斯福曾在給母親的信中提到：“報紙占據了我的所有時間。”但他表現得非常出色，始終都在學著理解輿論和媒體的內部運作，這段經歷對他隨後登上政治舞臺幫助很大。學業上，羅斯福毫不費力地通過了所有課程。多虧了在格羅頓學校打下的基礎，他得以跳過大壹所有的必修課。在專業選修方麵，他回避了諸如哲學這樣的理論性課程，對歷史、政府和經濟學情有獨鐘（雖然日後某壹天，他用“我學到的所有東西都是錯的”這句話來評價當時選修過的經濟學）。其實就算是在格羅頓，他也沒獲得過學術榮譽，雖然個人成績還不賴。
大壹那年的深秋，羅斯福接到傢里的消息，得知他父親心臟病再次發作了隨後又發作了壹次。傢里人急忙把詹姆斯送到紐約，在那裏能更便於接受專家的診治，但這不過是壹場徒勞，他父親的病情依然日益惡化。1900年12月8日，夜里2點20分，病榻上的詹姆斯在傢人的陪伴下離開了人世。對這個家庭而言，這是壹個巨大的精神損失，他們也從來不想要任何物質補償來填補傷痛。就在兩年前，羅斯福的外祖父去世了，留給他的母親薩拉壹筆龐大的遺產，放到今天來算，約值3700萬美元；詹姆斯則留給他們母子壹筆價值起過今天1700萬美元的遺產。
這個悲痛欲絕的家庭，最後選擇旅行作為療傷之道。翌年夏天，母子二人並沒有再去坎波貝洛島度假，而是在歐洲待了十周：他們先是坐豪華遊輪，慢慢欣賞了挪威峽灣和北極圈附近壯麗的風景，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德意誌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而後他們去了德國的德累斯頓，薩拉的少女時代就是在這里求學的。接下來的目的地是瑞士境內的日內瓦湖區，他們在湖畔呼吸著蘇黎世的清新空氣，這里也是當年詹姆斯和薩拉度蜜月的地方。最後，他們抵達巴黎，獲悉時任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被刺殺身亡的消息。自此，薩拉與羅斯福母子的生活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了。他們不僅僅是富人，還在壹夜之間成為了政治親貴：他們的近親，也就是那位個性獨特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現在繼任總統。
第壹個沒有詹姆斯陪伴的冬天是非常難熬的，薩拉麵臨著艱難的改變。她發現，沒有他的日子里，生活是那麽了無生趣。她開始盡量讓自己忙碌起來，壹邊打理傢族產業，監督工人；壹邊處理各種復雜的關係，避免碰上亂成壹團糟的商業事務。不過很快，她就堅定地準備把自己的精力全都放在兒子身上。
新年伊始，羅斯福前往華盛頓特區，在白宮度過了令他應接不暇的三天。西奧多的女兒愛麗絲（Alice）正式進入社交界，羅斯福應邀赴宴，他是去祝賀愛麗絲的。總統先生也邀請他進行了兩次私人茶敘。“這是我度過的最有趣、最愉快的三天。”在給薩拉的傢信里，他如是寫道。
就在羅斯福重返哈佛校園不久，他的母親搬到了波士頓與他團聚。失去了丈夫的陪伴，她獨自在空蕩蕩的房子里四處徘徊，實在難以忍受這樣的生活，希望今後還和自己的兒子待在壹起。於是她搬進了壹套公寓，交上了新朋友，很快就進入了波士頓與外界隔絕、精英薈萃的上流社交圈。當然，她也成了羅斯福生活中的常客，而她的兒子壹點也不反感母親的到來，反而非常享受她的關懷，還常常請薩拉批準他的約會。
羅斯福喜歡女性的陪伴。在過去的十五年里，他幾乎沒什麽機會接觸異性。再加上維多利亞時代在男女交往上的禮儀約束，他壹進到格羅頓學校，就更不太能見到女性的身影了。到了哈佛，事情就全然不同了。他和可愛的弗朗西絲·達納（Frances Dana）小姐墜入了愛河，可最後在薩拉的勸服下，放棄了這門婚事。薩拉的理由很簡單，達納是壹名天主教徒，但羅斯福和德拉諾傢族都信仰新教。隨後，他又遇見了愛麗絲·索希爾（Alice Sohier），她來自北岸地區的名門望族，當時舉傢住在波士頓的壹處豪宅中，兩個人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羅斯福是個獨生子，他興致勃勃地告訴索希爾，以後他想要6個孩子。索希爾小姐知曉後，卻下意識地想回避這樣的未來，她對密友私下吐露：“我根本不想讓自己變成壹頭母牛。”最後，在1902年的秋天，她放棄了這段關係，自己到歐洲旅行去了。而此時，羅斯福也正邂逅了埃莉諾（Eleanor）。埃莉諾有壹雙藍眼睛，身材高挑，有王室風範，非常具有野性美。巧的是，她和羅斯福是隔了五代的親戚。雖然她父母早亡，但她的父親埃利奧特碰巧就是羅斯福的教父。
兩人小心翼翼地發展著戀情，精心安排了許多次會麵。身為紐約上層社會的名流，他們在秋天壹起出席了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名馬首次亮相會，待在高處的傢族包廂里說笑。後來，這對情侶壹道去了普林斯伍德莊園，在修剪整齊的草坪上消磨時光，周圍則是埃莉諾的女伴，她們都上了年紀，小心留意著兩人的舉動。他們還在羅斯福的那艘“新月”號摩託遊艇上對著夕陽，共進晚餐。而在白宮新年的那三天里，他們都是西奧多核心小圈子中的壹員。西奧多站在白宮的東廳里，熱情地問候那些數不盡的支持者。隨後，羅斯福和埃莉諾在國宴廳與西奧多本人壹起享用晚餐。銀制的餐具擦得鋥亮，壹枝枝大燭臺閃爍著柔光，但在那壹刻，羅斯福完全沒有留意這壹場麵的政治意義。“埃莉諾真是壹個天使。”羅斯福為她神魂顛倒，在日記里寫下了這樣的話。
埃莉諾的生活其實比羅斯福的更受呵護，但幸福之中暗藏著更多的不幸。她的母親安娜·麗貝卡·霍爾（Anna Rebecca Hall）經常被難以忍受的偏頭痛和不時發作的抑鬱癥折磨，在埃莉諾8歲那年，安娜死於白喉病。僅僅過了兩年，她英俊風流的父親埃利奧特，壹個花花公子和高中輟學者，也去世了。埃利奧特壹生都為心魔所困，縱情聲色，沒有壹點兒節制。這個時髦的浪蕩公子喜歡玩弄女人，平日里，他要麽是在吸食嗎啡或鴉片，要麽就是喝得酩酊大醉，壹天能喝掉6瓶烈性酒。有壹次晚上回傢，他甚至醉得都沒法告訴出租車司機他住在哪兒。還有壹回，他喝醉之後差點從起居室的窗戶跌下去。最後，1894年8月13日，他陷入昏迷之中，無人知曉；第二天晚上，他死了。
從那天起，埃莉諾就和她的外祖母壹起生活，她要麽住在哈德遜地區的莊園里，那是壹棟非常古雅美麗的褐砂石別墅，在第三十七大街西；要麽，就在英格蘭溫布爾登地區的壹所寄宿學校里上學。她的生活被塑造得壹絲不茍，十分嚴肅。她身邊總是圍滿了廚師和管傢、女傭和女工、馬車夫、仆人和家庭教師，基本上沒有朋友。實際上，除了西奧多·羅斯福的女兒愛麗絲，她也根本沒有機會認識其他同齡人。另外，埃莉諾的外祖母和羅斯福的母親薩拉不同，她是壹個極為嚴厲的人，奉行紀律。為了提昇自我修養，埃莉諾還被安排了各種訓練課程：鋼琴、舞蹈、草地網球、射擊和騎馬。她與羅斯福壹樣，也要跟著家庭教師學習德語和法語，最後她完美地掌握了這兩門語言。羅斯福能在哪兒用德語輕鬆地與人閑談，她就能在同樣的地方用法語隨意自如地主導談話。後來，她還學會了意大利語，說得很好。
然而，儘管埃莉諾有過人的語言天賦，卻依然非常自卑，她以為自己就是壹隻醜小鴨。時光飛逝，她聰明地學會了以長處彌補自己的不足，漸漸自信起來。15歲那年，她開始在英格蘭的艾倫伍德學院讀書。這是壹所女子寄宿學校，從許多方麵來看，完全就是女版的格羅頓學校。這里用全法語授課，於是她很快成為了校園里最受歡迎的女孩。她如饑似渴地學習著，態度認真，非常用功，而且學得也特別快。艾倫伍德的女校長是壹位積極的女權倡導者，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從她的身上，埃莉諾學會了質疑那個時代的傳統思想，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在僵硬死闆、男性主導的維多利亞時代，這是十分令人震驚的壹件事，甚至有點丟臉。這個身形纖細卻老練精明的女孩，在少女時代就已是壹名忠實的進步分子，對日常的政治事務很感興趣。後來，她評論道，校長對她影響巨大，在這名女士的教導下，她才逐漸有了自由的思想與獨特分明的個性。此外，與羅斯福不同的是，她的體育也特別棒，她建立了學校里第壹支曲棍球隊，而羅斯福的體育成績最好的時候，也隻是平平而已。
1903年涼爽的秋日里，羅斯福和埃莉諾開始約會，當然，每次都會有壹名年長的女伴陪同。他邀請她到劍橋（Cambridge）來觀看哈佛和耶魯的盛大比賽。次日，天朗氣清，兩人在納舒厄（Nashua）河畔漫步時，他向她求婚，她答應了。過了感恩節，羅斯福把事情告訴他的母親，薩拉嚇了壹大跳，覺得她的兒子還太年輕，不適合現在就結婚。她要求這對戀人先把婚約保密壹年。但同時，她沒有拒絕接納埃莉諾，也沒有反對這門婚事。他們接受了這個安排：埃莉諾寫給羅斯福的信里充溢著愛情，她甜蜜地叫他“親愛的男孩”或者“最親愛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則回以“小內爾（Little Nell）”的昵稱。
1904年秋，富蘭克林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並且和母親搬進了位於麥迪遜大道200號的壹棟紅磚大別墅，附近就是J.P.摩根（J.P.Morgan）的豪華宅邸。這僅僅是前奏。10月11日，年輕的羅斯福向埃莉諾送出了壹枚蒂梵尼訂婚戒指，這時候他朝氣蓬勃，快活極了，她才滿20歲，他們的婚約也得到了傢族的認可。當他們宣布訂婚時，祝賀紛沓而至，大傢激動極了，其中就包括埃莉諾的伯父西奧多·羅斯福。他堅持婚禮壹定要在白宮“他的地盤下”舉行，但這對未婚夫妻拒絕了。最後，這場盛大奢華的婚禮在埃莉諾叔祖母的雙聯排別墅里舉行。婚禮上有著數不清的高頂大禮帽和講究的四輪馬車，而西奧多總統本人則親自代表埃莉諾早逝的父親，牽著新娘的手，將她交到新郎手中。新婚夫婦度了兩次蜜月：第壹次，他們非常簡單地外出旅遊了壹星期；第二次，他們在歐洲旅行了三個月，足跡遍布倫敦、蘇格蘭、巴黎、米蘭、維羅納、威尼斯、聖莫里茨（Saint Moritz）、瑞士和德國的黑林山（Black Forest）。羅斯福給埃莉諾購置了很多連衣裙和黑貂皮長大衣，他自己則添了壹件銀狐大衣，外加壹座古老的藏書室——他買下了3000本皮麵裝訂的書。
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讀書期間，和在哈佛時壹樣，羅斯福不是壹個成績很突出的學生，他大多拿的是B和C，還有過壹個D。這個自信、富有的男生，對學習茫然中帶著厭倦，甚至還有點自傲，他很難把學業放在最前，不樂意讓牠妨礙年輕時珍貴美好的時光。哥倫比亞大學的壹位教授曾說，他在法律上基本沒有天資，也根本不作努力、以勤勉來剋服他遇到的難題。事實上，他壹開始還掛了合同法與民事訴訟法這兩門課。不過，他還是輕鬆取得了紐約州律師職業資格，隨後立即退學，所以他壹直沒有拿到過碩士學位。而就在1905年的聖誕節，薩拉告訴這對小夫妻，她已經雇用了壹個公司來為他們造壹棟別墅，這就是“母親的聖誕禮物”，旁邊就是她自己的宅子，算是她的第二寓所。兩棟房子的餐廳和會客室是彼此相通的。埃莉諾是個非常有主見的人，她很不高興，因為薩拉總是替她自己的小傢做很多重要的決定。但這回羅斯福沒支持她，假裝這根本沒什麽問題。就此，埃莉諾自己解釋過：“我想他總是覺得，衹要妳把壹個問題忽略得時間足夠長，那麽牠就能自行解決掉。”三年後，薩拉又給了他們第二套房子，那是壹座精致的海濱小別墅，座落在坎波貝洛島美麗的海岸上。這棟造型連綿的別墅里有34個房間、裁剪得體的草坪，閃閃發光的水晶和銀器，7個壁爐，4間浴盆式浴室。不過，宅里沒有電。
總之，他們過著非常奢侈的生活。除了上述三處居所，他們身邊隨時至少有五名仆人服侍，另外還有許多輛汽車和馬車，壹艘寬敞的遊艇和數不清的小船；羅斯福還很喜歡出海。他們還加入了那些入會嚴格的精英俱樂部，穿著時髦，對各種各樣的慈善名目慷慨捐贈，這與他們的身份十分相配。至於他們的五個孩子（還有壹個幼時就夭折了），則在家庭教師、保姆和其他看護人的陪伴下長大。埃莉諾壹直都是那麽嚴肅，在這對父母中，她才是那個更嚴厲的角色。她的外祖母說起“不行”來，總是要比說“可以”快很多，她也是如此。相反，羅斯福是壹個溫暖的父親，脾氣很好，談吐幽默。他們的女兒安娜（Anna）就曾說過：“父親更有趣。”
其實他不隻是有趣。早些時候，他坦白自己對法律並沒有什麽興趣。同樣，無論是在坎波貝洛島度夏，或在紐波特出海，還是在那些社交季的晚會亮相打發時間，都吸引不了他的註意力。他曾以極為罕有的直率向別人解釋道，他打算競選公職，膽大妄為地堅信有壹天他會成為總統。首先，他會成為壹名州議員，這是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Albany）收入較低的壹份兼職工作，然後去做海軍助理部長，最後當上紐約州的州長。西奧多就是通過這條路走向了白宮，難道富蘭克林就不行嗎？
他所說的這壹切，幾乎都變成了現實。
隻不過，剛開始的時候事情並沒有那麽順暢。選民拒絕了他的懇求，他沒能成為壹名州議員。不過，羅斯福仍然下定了決心。起初，他揚言要作為無黨派人士來參加選舉，後來他被別人說服，同意以民主黨人的身份，在第二十六選區競選州參議員。可要知道，在過去的54年里，民主黨在這個地區僅僅成功競選過壹個公職。壹個三人組的委員會將他提名為候選人，當地的壹份叫做《鷹報》（Poughkeepsie Eagle）的共和黨報紙則嘲笑道，民主黨挖掘出羅斯福這顆政治新星，僅是因為他雄厚的財力，而非他身上其他任何有用的特質。羅斯福的競選借助了壹輛噴成亮紅色的敞篷旅行車，車主是壹位鋼琴調音師。他和另外兩名當地的候選人壹起坐在車里，在選區的各個十字路口穿行來穿行去，馬達每小時能咕嚕咕嚕地響22英里。這種宣傳方式，未來他還會壹次又壹次地用下去。他還非常留意四周的動靜，駛過顛簸揚塵的路段時，他會小心翼翼地把助選車在路邊停穩，但凡有載客或運草的馬車經過，他也會關掉引擎，免得讓拉車的馬受驚，或是打擾到他的投票人。
壹開始，他也不是壹個非常棒的演說傢。他的用詞太過抽象，也太依賴自己和別人的奉承之語。但無論是在什麽地方，他都願意演說——不管是前廊還是馬路邊，哪怕是站在乾草堆上。埃莉諾這樣形容他的表現：“他說得很慢，不時就有長長的停頓，我真是非常擔心他的競選還能不能繼續下去。”她眼睛雪亮，看得出他講得誇張，內容單薄，自己容易興奮，甚至還有點緊張。但是，羅斯福在麵對民眾時表現得非常到位——他那充滿活力的雙手，看起來永遠都向外伸著，準備緊緊握好下壹位選民伸過來的手。不過，選舉常常意外百出。有壹回，羅斯福在東部選區環遊，將近傍晚的時候抵達了壹座小鎮。他從車上壹躍而下，率先朝壹傢小旅館走去，邀請那裏的人都跟他喝壹杯。直到酒保開始給他不停地倒酒，他才後知後覺地想起來問壹問這是哪兒：原來這是在康涅狄格州的沙倫（Sharon，Connecticut），他來錯了選區，已經開出了紐約州。但即使如此，他也沒有臨陣逃脫，而是笑著付了所有酒錢。在接下來的許多年里，他都忍不住多次講起這個笑話。他也心安理得地利用傢族名聲，包括借用他的堂兄西奧多總統唸“高興的”這個詞時的發音（dee-lighted）。他甚至和選民說過“我不是泰迪”（泰迪是西奧多的綽號）這樣的話，暗示他是另壹個羅斯福。選舉日那天，儘管共和黨人在最後關頭突然發起了選票猛攻，他還是以1100多張選票的優勢贏得了這個選區。
羅斯福壹傢搬到了奧爾巴尼，在那裏租下了壹棟年租金高達4800美元的奢華宅邸。埃莉諾容易經常性抑鬱，起初她對這個新住處、新工作和政治活動表現得都不是很熱情，但她咬緊牙關堅持了下來，因為她認為做妻子的有責任與丈夫的誌趣保持壹致。而當她想試試去打高爾夫球的時候，羅斯福卻隻是在壹旁看著，然後迅速勸阻她。
對於政治，羅斯福顯然深深地樂在其中，可他也不是總能爭取到其他政治夥伴。他尤其難以收買那些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裔民主黨成員。實際上，他的父親不屑於雇用愛爾蘭人來為傢族服務。有壹回，紐約州的壹名主要政客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聲稱，埃莉諾曾經和他說：“富蘭克林發現，他和那些社會地位不對等的人待在壹起時，很難放鬆下來。”埃莉諾極力否認，雖然她早年的書信里曾有過對猶太人很不溫和的言論。隨後，她又出席了招待金融傢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的宴會，在之後的日子里，他將是他們親密的盟友，她卻寫道：“我寧願大醉壹場，也不想待在宴會上被人圍觀。”顯然，羅斯福本人也是如此；他要和不同階層的人打交道，其中就包括他那個小圈子以外的人，有時他會感到很不自在。後來，他向勞工部長弗朗西絲·珀金斯（Frances Perkins）承認；“我初入政壇的時候，真是壹個十足刻薄的傢夥。”而且，就算他是黨內的進步派，那也屬於慎之又慎的那壹類人。直到1912年，他才公開支持婦女獲得選舉權，在紐約三角內衣工廠的那場災難性大火[7]後，他也不支持那項提議將婦女、兒童壹周最多工作時間規定為45小時的勞工改革法案。
就這樣，1912年悄然而至。羅斯福獲得了紐約州參議員的席位，兩年任期結束後，他又再次競選，打算爭取連任。同時，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正在競選總統，而西奧多則以第三黨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政治利益優先，更何況自身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血緣親戚隻能退居其次，羅斯福選擇支持威爾遜。在民主黨大會上，他負責管理競選辦公室，表面上看起來是為了威爾遜，其實也是為了他自己。他給約瑟夫斯·丹尼爾斯（Josephus Daniels）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丹尼爾斯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委員，也是北卡羅來納州首府羅利（Raleigh）《新聞與觀察傢報》（News and Observers）的主編。這次經歷在日後會顯得十分重要。眼下，他還必須先爭取到州參議員席位的連任，但突發意外，這個目標突然變得難以實現。9月里，羅斯福在紐約市病倒了，他得了傷寒熱，病得下不來床，更不要說去參加競選活動。雖然他最後病愈了，但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岌岌可危。
埃莉諾救了他壹命。她聯係上了路易斯·豪（Louis Howe），他是奧爾巴尼市里壹名頑固好鬥的新聞工作者，同時也是壹名極為欣賞羅斯福的政治經紀人。她問路易斯是否願意接管她丈夫的競選活動，後者爽快地答應了。說實話，路易斯看著很不起眼，跟貴族般的羅斯福放在壹起，簡直就是壹個奇怪的組合。他身材矮胖，佝僂龍鐘，還有氣喘病，臉上有麻點，嘴里總是搖搖晃晃地叼著壹根煙，而且還不怎麽洗澡。但他是個政治天才，迅速成為了羅斯福實質上的代理人。他開始在報紙上投放整版的宣傳廣告，還發明了直接郵寄宣傳資料的競選方式，將帶有羅斯福簽名的印刷廣告信寄到選民手里。他對羅斯福團隊的貢獻太大了，在競選的最後六周里，他實際上接管了全部事務。未來的某壹天，也正是路易斯力挽狂瀾，幫助患上脊髓灰質炎、仕途受挫的羅斯福大獲全勝。也正是他，促使羅斯福在經歷人生突變後，轉變成徹底的進步派，支持勞工權利，支持婦女選舉權，指責共和黨的那些政治首領。憑借路易斯掌舵，羅斯福最後甚至以較大的票數優勢獲得了連任，比1910年他自己進行的那場競選還成功。後來羅斯福問鼎白宮，路易斯順理成章地擔任起他的私人秘書壹職，相當於今天的白宮幕僚長。直到1936年4月去世為止，路易斯壹直都是羅斯福的左膀右臂。
不過，紐約州參議員的位子也僅僅是總統之路上的壹塊敲門磚。早前，羅斯福曾讓人（尤其是威爾遜）了解他的抱負——在華盛頓謀得壹席之地。他先後拒絕了財政部助理部長和紐約港稅務徵收官的職務安排，堅持自己的想法，不肯妥協——他想要海軍助理部長的位子。他的堅持固執有了結果，威爾遜最後將這個職位任命給他，讓他協助約瑟夫斯·丹尼爾斯（Josephus Daniels）在海軍部里的工作，在先前競選州參議員時，他就與後者結下了友誼。而他的堂兄西奧多當年走向總統之位時，同樣擔任過這個職務。
在海軍部，羅斯福算是接觸到了官僚主義和華盛頓的處事方式。他帶著路易斯·豪壹起赴任，這樣他就能密切註意到紐約州里的動靜。羅斯福享受著勾心鬥角和觥籌交錯，但作為部里的第二號人物，他不過處在權力的邊緣，這壹點，他自己也清楚。按部就班地循規蹈矩，不是他向往的角色。他力圖在聯邦參議院爭得壹席，卻失敗了。他自己所在的政黨和黨魁斷然否決了他的候選資格；更令他蒙羞的是，威爾遜公開支持他的競爭對手。在黨內初選階段，他就潰敗收場；他也壹直沒有寬恕過他的對手美國駐德大使、前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傑勒德（James Gerard）。幸運的是，第壹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助了他壹臂之力。麵對這場全球性的沖突，他迅速做出反應，制訂出美國海軍的擴軍計劃（即使這份計劃被人置之不理），也大大提高了他在國會作證陳詞的能力（這令他為人矚目）。這壹開局手法非常奏效。到1916年，他被譽為“已經做好準備的民主黨人”，這壹立場讓他成為了威爾遜連任競選團隊中舉足輕重的人物。羅斯福被派往新英格蘭地區和中大西洋地區進行巡回政治演說，也正是在這壹回，他首次提出了消防水龍帶的比喻，也就是當鄰居的房子著火時，壹個人應該借出他的滅火水龍頭給鄰居救急。往後的日子里，他又不斷改進、修正乃至完善這個比喻，最終成為他從政生涯中最著名的政治觀點之壹。接下來的二戰中他將利用這壹理論，勸服小心翼翼的美國人接受他對英國的平等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
在三艘美國輪船被魚雷擊沈之後，美國最終在1917年4月對德宣戰，對羅斯福來說，這正是海軍出場的時候。當時美國海軍衹有6萬名現役士兵和197艘戰艦，到戰爭結束時，竟達到了極為驚人的規模——將近50萬士兵和2000多艘戰艦。羅斯福用他的滿腔熱情來支持擴軍計劃，他爭取到了許多戰備物資預算，以至於不得不把其中壹些新獲得的供給分享給陸軍；“讓小羅斯福來著手處理這件事吧”這句話，迅速成為了華盛頓的壹句流行語。而羅斯福野心勃勃，坐立不寧，因為這樣的成就遠不能令他滿意。他想效法堂兄西奧多當年在美西戰爭中的做法，夢想著再次參與軍事行動，卻在上級長官麵前處處碰壁，更不要說應徵參軍，在隨便哪個海軍下屬部門服役了。不過，他還是發揮了自己的口才，成功遊說國會創造性地修建了壹條長達240英里的水雷鏈陣，來阻擊德國潛艇。他在海軍的地位和為海軍造船廠保駕護航的能力，也讓操縱紐約市政的坦曼尼協會（Tammany Hall）的領導人刮目相看，對他親近起來。
在首都，羅斯福壹傢非常受歡迎，每天都有邀約上門，埃莉諾很快意識到，她需要壹個社交秘書來應對這股社交旋風。1914年，她聘請了露西·默瑟（Lucy Mercer）擔任此職，每周工作三個上午。兩年後，埃莉諾告訴羅斯福，他們已經有了六個孩子，她不想再生下壹胎了。而且為了保證這壹點，埃莉諾也明確表示，他不會再在她的床上得到款待了。
這壹年，羅斯福34歲，身材高大的他正當盛年，極具魅力。他第壹次競選紐約州參議員時，婦女們哪怕無法投票，也成群結隊地去聽他演講，隻是為了看看他的風采。他相貌堂堂，多少顯出幾分成熟風度，對愛情的態度也不專壹起來。埃莉諾的兼職社交秘書露西，有著她的雇主所缺乏的壹切特質。她很有女人味，柔美的說話聲中透露著自信，“壹雙明眸中透著火壹般的激情”。她的身材高挑苗條，碧藍的眼睛，留著長長的淺棕色頭發。而且，儘管她出身貧寒，傢財早就所剩無幾，但跟羅斯福壹傢壹起，她仍然能夠出席那些受人追捧的社交聚會。即使是受雇於羅斯福壹傢時，露西也能和羅斯福與埃莉諾在同樣的大型晚宴和派對上露臉。混在眾多來賓之中，羅斯福開始和她調情，露西也回應他。從那時起，事情就壹步步地升溫升級，婚外情悄然發生了。他們駕著遊艇在波託馬克河（Potomac）上嬉耍，還在弗吉尼亞州有過壹次漫長的二人自駕旅行。有壹次，埃莉諾婚禮上的女儐相，即西奧多的大女兒愛麗絲·羅斯福·朗沃斯（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看見羅斯福開著他那輛敞篷車，而露西就肩並肩地和他坐在壹起。愛麗絲便寫信給他，說他那會兒根本沒註意到她經過：“妳的手雖然握在方向盤上，可眼睛隻看著身旁那位美麗的女士，她真是完美。”
埃莉諾嗅到了蛛絲馬跡。在她和羅斯福舉辦波託馬克河遊艇派對之後不久，已經起疑的埃莉諾就解雇了露麵。埃莉諾很可能隻是借著夏天遠行度假的名義，因為她沒有證據來確定他們直接的關係，僅僅是出於直覺的懷疑。可幾乎就在同時，露西應聘進了海軍部。出人意料的是，她在海軍部收到的第壹份任命就是秘書工作；她離開了羅斯福的傢，卻走進了他的辦公室。海軍部長丹尼爾斯可能對她和羅斯福之間的關係警覺起來，幾個月之後就把她調離了原崗，後來又調出了海軍部。不過，雖然距離讓他們的激情暫時冷卻下來，但也並沒有消失殆盡。接下來將近30年里，他們還會繼續見麵，定期寫信給對方。1945年4月，在他神誌清醒的最後壹刻，也是露西而非埃莉諾陪在他身邊。他最後聽見的，是她的聲音；最後看見的，是她的麵龐。
1918年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最後決定走向戰場的時間。他的四個身在共和黨中的堂兄弟都簽署了戰鬥協議，而他本人，和奧地利那位年輕的畫傢阿道夫·希特勒壹樣，對親自在前線戰鬥有著同樣的渴望；他想，至少也要去歐洲看看，哪怕不是以海軍或陸軍的身份。1918年，國會代表團宣布要在夏天前往歐洲視察美國海軍的軍事設施。丹尼爾斯部長就派出羅斯福隨團，讓他去仔細看看那些設施有沒有什麽潛在問題。他搭乘驅逐艦橫渡大西洋時，聽到了預警的鐘聲，警示人們德國的U型潛艇可能會發起攻擊。這件事很快就變成了又壹個關於他的傳說。羅斯福快速跑到了甲闆上，可令人恐懼的襲擊壹直沒有發生。海麵平靜無波，驅逐艦安然無恙地穿過了這片海域。不過羅斯福對這樣的結果並不太滿意。羅斯福的傳記作傢吉恩·愛德華·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評論道：“後來那些年，羅斯福也壹再講到過這個故事，在他的描述里德國人的潛艇壹次比壹次靠近，最後他幾乎親眼瞧見那些個大傢夥。”
就在他抵達英格蘭的前壹周，他的堂弟昆廷·羅斯福（Quentin Roosevelt）在法國的壹次空戰中犧牲了。船在碼頭靠岸後，羅斯福和他的政黨同伴坐著勞斯萊斯前往倫敦，在那裏他見到了英國國王和首相，最後帶著對時任軍需大臣的明顯反感離開。那位軍需大臣叫溫斯頓·丘吉爾；羅斯福形容道：“在我的社交生活中，他是少數幾個待我很粗魯的人之壹。”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告訴了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接著，羅斯福又啟程前往巴黎。在那裏，用於招待他們的國宴葡萄酒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口感完美，招待也無可挑剔”。而每到壹處，都有寄自美國的書信等著他拆閱，信是埃莉諾寄來的；當然，也有露西·默瑟寄來的。接下來，他直接奔赴前線，目睹了壹個又壹個傷痕累累的戰場——蒂埃里堡（Château-Thierry）、貝勞森林（Belleau Wood）和凡爾登（Verdun），而僅在凡爾登壹處，就約有90萬人員傷亡；部分或完全炸開的炮彈，將堡壘和挖好的戰壕毀得麵目全非。羅斯福沈默地註視著這壹切，這是壹片棕褐色的海洋，大地仿佛被使勁翻騰過壹樣，再也無法辨認。
不過，他還是非常熱切地等著見證軍事行動。有壹次，壹枚炮彈尖嘯而過，隨著“壹聲悶響”，就在他附近落地。羅斯福立刻循著聲音走過去，留下壹箱子重要文件，放在車里的腳踏闆上。儘管他總是能自信滿滿，富有熱忱與激情，但戰爭的毀滅性還是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後來，他還是會常常想起走在貝勞森林中看到的那壹幅幅畫麵，“冷雨泡壞了壹封封情書”；士兵就被草草埋在淺淺的墳墓里，槍託露出地麵，陪伴著他們在此長眠的，唯有壹柄柄飽經風霜的來福槍。
之後，他又去了意大利，試圖在那裏與人商議地中海地區的指揮架構問題，卻以失敗告終，索性就折返英格蘭。他總是那麽果斷，壹回到華盛頓，他就決定辭去現職，上前線去，但是又壹個突發情況阻止了戰鬥的夢想：西班牙流感。回程路上，他在船上就病倒了，雖然搭乘著猶如海中巨獸的軍艦，卻隻能躺在自己的船艙里，奄奄壹息。他的病情還因為同時染上了肺炎急劇加重。他躺在病榻上，渾身冒著冷汗，神誌都快不清醒了。幸運的是，最後他起碼挺了過來；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好運。旅途中，死亡總是來得那麽頻繁，船上許多人都沒有捱過來，不管他們生前是軍官還是士兵，最後都隻能安眠於大海。船壹靠岸，羅斯福就火速被壹輛救護車送到了他母親位於紐約的別墅里，4個護理員扶著病懨懨的他上樓。埃莉諾聞訊，也急忙趕了過來，並且出於妻子的本分，幫他把行李打開，準備替他收拾。就在這個過程中，她發現了成沓的書信。這些信被整齊地紮在壹起，每壹封的寄件人都是同壹個名字：露西·默瑟。雪片般的情書證實了她所有的憂慮，此刻她的心情，正如之後她所到的那樣：“我所仰賴的根基，壹下子就從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根據羅斯福傢族內部各種各樣的記載，埃莉諾本打算和羅斯福離婚，給他自由，這樣他就可以和露西結婚了，但他的顧問路易斯·豪和和母親薩拉都嚇了壹跳，他們強烈反對，認為這樣會耽誤他的政治生命。薩拉可能還威脅羅斯福，說如果他離婚的話，她寧願和他脫離母子關係。最後，羅斯福選擇挽救這段婚姻，埃莉諾亦是如此。
他的肺炎還沒好，人也沒有從這段風波中緩過神來，最終他沒能辭職成行，參軍也遙遙無期。更何況，和平的到來很快就讓他的夢想破滅。他隻能收拾好行李，又去了壹趟歐洲，主持海軍的復員事宜；丹尼爾斯雖然不太情願，最後也妥協了。這壹回，羅斯福和埃莉諾壹起出發。這趟行程是他人生中壹個重大的分水嶺。離開紐約港四天之後，西奧多去世了。年底，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又因為壹次嚴重的中風癱瘓了，而他個人十分關切的國際聯盟計劃也隨之轟然崩塌，1920年的大選又要開始了。這壹回，羅斯福會在民主黨大會上為紐約州州長阿爾·史密斯（Al Smith）作助選演說；更妙的是，他還被推舉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與俄亥俄州的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州長壹起搭檔，參加是年的總統大選。羅斯福再次開始利用他的傢族名聲進行政治宣傳，壹點也不覺得難為情：他早年競選紐約州參議員時就這樣幹過，現在，他仍然在自己的演講里添上了許多西奧多特有的講話風格，譬如唸到“b-u-ll-y”“stren-u-ous”這樣的詞時。不過，他的參選表演還是很快就黯然收場，對手沃倫·哈定（Warren Harding）拿到了60%多的普選票，在選舉人團里令人震撼地拿下了404票，以絕對優勢擊敗了他們。不過，羅斯福儘管潰敗，至少還是獲得了經濟利益。他出任馬里蘭信用儲蓄公司的副總裁，每年有整整2.5萬美元的收入；而且大部分情況下，也是借他的名字掛在刊頭壯勢。他料想，在不遠的將來，敗選的民主黨人勢必要離開政界壹段時間，無所事事。此時他的口袋里裝著足夠的錢，未來擺在麵前，他寧願先撤到度夏別墅壹段時間，回到緬因州的坎波貝洛島去。
壹開始，他的雙腿是隱隱鈍痛，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不適。接著就是使不上勁兒，發抖打顫，肌肉抽搐。晚餐盤里的東西他隻用了少許，身上蓋著壹條厚厚的毯子；毯子之下，雙腿毫無知覺。早上，他起來往盥洗室走，左腿卻不聽使喚。他強撐著成行，事後又拖著這條腿躺回床上。那會他還不知道，這是他最後壹次完全靠自己的獨立行走。
現在，他又發起了高燒，後背與腿上痛感劇增。傢里人試圖靠按摩幫他緩解壹下疼痛，可壹點用都沒有。這壹周內，醫生們焦慮地期盼他能恢復知覺和反應，哪怕是任何壹個腳趾能做出壹點點動作都行。他們註定要失望了。事實上，他已經連壹個人去盥洗室都不行了；夜里，他身上插上了根導尿管，埃莉諾早上起來幫他處理引流袋。到了8月底，情況也沒有好轉。9月底時，他下肢的大部分肌肉開始萎縮。富蘭克林·羅斯福再也無法走路了。
最後，他的病被確診為脊髓灰質炎，即小兒麻痹癥，不過近來也有醫學研究推測他得的可能是格林—巴利綜合徵（Guillain-Barré syndrome）。但無論是何種病因，結果都是相同的。從此，他的下身癱瘓了。
值得慶賀的是，到了10月15日，羅斯福的病情有了極大的好轉，他能坐起來了，這是壹個里程碑式的進步。隨即，他被送回紐約市，10月底進了醫院。醫生們為他設計了壹係列大強度的運動訓練，目的是能讓他用上拐杖。人們費力地在他那雙麻痹的雙腿上，用皮繩綁好了重達十四磅的鋼制支架，壹直從腳踝支撐到臀部。要是光靠他自己的話，他沒法保持平衡，而且也不能伸出壹條腿來。所以，金屬支架就成了他的腿；他可以靠上半身來穩住自己，然後半拖半晃地將腿和臀轉個方向。住在海德帕克鎮時，他就靠著繩索輪滑式的直升梯上下樓；他的母親也很盡職盡責，在傢里裝上了“斜麵”，命人截掉了所有礙事的門檻，以便他能坐著輪椅順暢通行。薩拉希望她的兒子能就這樣安然地度過余生，在海德帕克終老，但羅斯福的顧問路易斯·豪卻有其他想法。
“我始終相信，”他大膽無畏地說道，“有壹天富蘭克林會成為總統。”
這個在華爾街辦公室里試圖靠著支架走過光滑的大理石地闆，卻頻頻滑倒的男人；這個唯恐跌倒，甚至沒法舉起壹隻胳膊揮手示意的男人；這個曾經身材高大，如今卻隻能總是仰視別人的男人，竟然在1924年奇跡般地重登政治舞臺，作為民主黨總統提名大會的主要發言人重新亮相。他現在用雙臂做不來的事，就改用頭、背和肩膀完成，有時他會把肩膀聳得高高的。但凡是他身上還能反應的地方，他都會物盡其用，表現得生氣勃勃，充滿活力。而且，他現在更是學會了如何利用好自己的聲音。他的演說不再像以前壹樣猶猶豫豫，軟弱無力；相反，在這個成熟的年紀，他有了壹腔洪亮的男高音，說話聲中洋溢著先前所缺乏的激情。他能滔滔不絕，也能激情四射，還能像唱歌壹樣悅耳動聽。不管他在哪兒，聽眾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1928年11月，富蘭克林·羅斯福做到了曾經似乎許多人都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作為民主黨候選人，成功當選紐約州州長。競選時，他在別人的幫助下登上後樓梯發表演講；等到繞城巡回的環節，他又坐在汽車後排，這樣就可以不用站著說話。其實，壹整天下來，他起身和坐下的每壹個動作，都需要比尋常人使上更多的力氣。日復壹日，他謹慎地走在這條競選之路上，小心地掩飾好自己肢體上的無能，似乎找尋到了別樣的沈著。在此期間，弗朗西絲·珀金斯加入了他的競選團隊，日後成了他組閣時的勞工部長。有壹次，她回憶起羅斯福曾對她說過的壹番話：“假如妳沒法再使喚好自己的腿，妳想要橙汁時牠隻能給妳找到牛奶，那妳得學會對自己說‘沒關係，這也可以’，然後痛快地喝掉牛奶。”
羅斯福現在真的過上了他的堂兄泰迪曾經倡導的生活，“緊張而發奮”。但他並沒有在古巴聖胡安山沖鋒的號角中戰鬥，也沒有去西部綠草如茵的大平原上演壹場大型的狩獵活動，而是在自己清醒著的每壹分每壹秒里，都體驗著類似的刺激感。他使出拚命的勁，費力地將自己壹點都派不上用處的腿從床上搬到輪椅上去，輪椅還是他自己設計的；汗流如註，他總是在對自己說：“我壹定要滑下這個車道”，“我壹定要登上那個講臺”，“我壹定要走過這個房間”。這就是他每壹個艱苦卻又不懈的細節。日復壹日，周復壹周，他永遠都是如此，拒絕放棄，拒絕屈服。他開始變得堅定、果斷，有奉獻般的使命感，這是他先前根本無法做到的。後來，當整個國傢都陷入經濟大蕭條的恐慌中時，無論有多麽不可思議，羅斯福州長似乎就是那個能力挽狂瀾，讓壹切回到正軌的最佳人選。
在羅斯福連任州長後不久，他的政治顧問團隊就已經做好了參加總統大選的準備。1932年1月23日，他正式宣布參與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在接下來的第壹周就贏得了阿拉斯加州和華盛頓州所有的黨內代表票。但他也不是那麽容易勝過其他競爭對手。民主黨大會舉行前，他作了最後壹次演講，許諾自己會進行“大膽、持續的試驗”。“我們要選定壹種應對辦法，”他朗聲說道，“先試試看。如果失敗了，那麽就坦率地承認，知道牠行不通，然後再試另壹種。但最重要的壹點是，我們必須勇於嘗試。”他以穩固的政治基礎出席了黨內大會，但想要獲得提名，那還差壹百來票。經過壹天壹夜的激烈遊說以及多輪投票，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超過三分之二的代表都轉而支持羅斯福；第四輪投票結束時，他終於得到了黨內的認可。之後，他飛往芝加哥接受提名。這次飛行頗為矚目，他洪亮的聲音如雷鳴般穿過人群，也通過無線電廣播告知全國：“我向妳們發誓，向我自己發誓，美國人民壹定會迎來‘新政’。”
不管羅斯福許諾的新政到底會是什麽模樣，沒有壹個人能忽視這個國傢如今真實的絕望處境。大蕭條太可怕了。國內至少有25%的勞動人口失業，也許實際情況不亞於這個數字；在壹些工業城市，失業率高達80%甚至90%。國際進出口貿易量大幅度下跌，損失慘重。不到四年的時間，美國的經濟規模就至少萎縮了450億美元，縮水了45%。但比這些數字更令人震驚的，是壹幅幅難以忘懷的畫麵：每座城市里都是等著領取救濟品的人們，壹條條隊伍排如長龍；被趕出傢門的租客、失業者和赤貧的窮人，乃至流氓地痞，拖著步子走過壹個又壹個救濟站；時值隆冬，凍雨和雹子又無情地砸塌了臨時搭建起來的帳篷；更不必說渾身臟兮兮的孩子們，擠坐在鐵軌旁的篝火下，凍得縮成壹團。而很快，中西部的大沙塵暴就要來了。某些時候似乎所有人都覺得，任務的繁重和絕望已經壓倒了壹切。
但如此絕境沒有嚇倒羅斯福。在與胡佛的選戰中，他發表了27次主要演講，每壹次都有單獨的主題，他準備靠雄厚的物質實力和有序的競選團體取勝。最最重要的是，他壹直堅信自己會贏得大選，而他身邊的每壹個人也都十分相信他，這壹點很不同尋常。現任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如今焦頭爛額，四麵楚歌，他譴責民主黨變成了“烏合之眾”。同時，他還壹口咬定，就算經濟蕭條，也沒有壹個人在挨餓，抗議道：“舉個例子就知道，現在那些流浪漢被餵得比以前都好。”選民壓倒性地偏向羅斯福，沒有什麽人支持胡佛；這真是壹次慘敗——現任總統僅僅拿下了東北地區的六個州。而且在參眾兩院，在羅斯福帶領下的民主黨，也以近乎三比壹的優勢取得了多數黨地位。在選舉之夜，華盛頓似乎很快就會成為他的囊中之物了。
我們總是傾向於認為我們的總統身強體健，精力充沛，能踏遍國內乃至世界的每壹個角落；可富蘭克林·羅斯福偏偏連闊步行進都做不到。他甚至不能放鬆自如地靠自己壹個人的力量站穩。但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他成為了美國歷史上唯壹壹位身有殘疾，敢參選，最後還獲勝的總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做到了。這不僅證明了他高超的競選能力，更挖掘出了他深藏內心的無畏無懼與百折不撓。
“人們差壹點就要為他戴上王冠加冕了。”記者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曾這樣誇張地寫道。實際上，這的確是誇大手法。在施行新政的那些天里，羅斯福的確深受百萬民眾愛戴，但同時也受到百萬人的憎恨。在“新就任百日”，他推動廢除了禁酒令，暫緩禁酒運動，通過強有力的立法建議和行政命令，削減工會工人和退伍老兵的現金津貼。他主持金融改革，整頓銀行係統，改革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對羅斯福來說，沒有什麽想法是天方夜譚或不切實際的。在許多人看來，他壹點壹點重塑著人們對經濟的信心，處理掉大蕭條帶來的最壞影響，這壹切完全就是奇跡。
不過，他在任期之初許諾過的那些令人陶醉的前景，也並不能壹直維持下去。1930年代中期，羅斯福的施政魔法開始褪去了少許光環，魔力漸漸減弱了。有時，自信驕傲又富有智慧的總統先生會感到困惑、疲倦，他似乎也樂於和政敵試探著較量幾回；但在1936年的大選中，他還是憑借壹連串立法成就，勾起選民對“新百日”的懷唸，最終順利連任。在這壹任期里，國會還是有著層出不窮的麻煩，謹慎的最高法院還在繼續阻礙新政的推行，經濟還沒有完全緩過勁來；而阿道夫·希特勒已經開始對歐洲虎視眈眈，不祥的幽影在歐洲上方盤旋。這壹切，都讓他的第二個四年看上去平庸了許多，和其他連任的總統沒什麽區別。可壹旦這個國傢突然陷入二戰的痛楚之中，他的形象就又變得偉岸起來，他不僅是壹名傑出的政治傢，還是歷史上最具獨創性的偉人之壹。
他十分謹慎狡猾，總能硬起心腸，從不讓自己與公眾的輿論背離得太遠，哪怕在努力爭取兩位截然不同的戰時盟友丘吉爾、斯大林時都是如此，壹力促成的同盟也壹定是基於這個原則。他也總是衣著整潔，看上去淡泊寧靜、逍遙自在，恰恰是上流社會中樸素與優雅的最佳代言人，不說話時竟絲毫無法把雄辯的才能與他聯係在壹起。弗朗西斯·比德爾（Francis Biddle）曾這樣形容：“他的內心非常寧靜，我見過的其他任何人都沒有這種心境。”儘管他雙腿殘疾，但他的肩膀和身軀都無比寬厚，引人註目，讓他大出風頭。其時，他的魅力無人可匹敵。他每每回首看去，或突然露齒壹笑時，眼里總是漾滿了深情；這些舉止，後來無壹不為人周知。他高興得輕笑出聲時，周圍人也會深受感染，隨他壹起笑起來。他的笑容會傳染，壹直影響著他的同伴：丘吉爾會心壹笑，斯大林也笑了起來；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亨利·諾克斯（Henry Knox）將軍、首席顧問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國務卿科德爾·赫爾也跟著忍不住笑了。他是壹塊磁石，牽引著上千根細絲。不然，又該怎樣解釋，為何有許多人近乎盲從地支持著他的政治事業，為他奉獻，乃至於新聞界都默守壹個不成文的規矩，從不報道他的殘疾，從不拍攝他的輪椅和萎縮的雙腿？
儘管下身癱瘓，羅斯福依然是個行動派，他喜歡開車，喜歡集郵，喜歡政治博弈。既然身體壹多半都動彈不了，他索性就讓別人日常的軌跡都繞著他轉，他會揚起頭，姿勢完美，將自己嘴里叼著的煙鬥變成指揮棒。興奮的時候，他還會習慣性地用手指尖敲敲桌案。他對於嚴肅的國際事務的討論滿懷熱情，諸如“民主如何幸存下來”，同樣，他對世俗的政治事務，諸如那些在賓夕法尼亞選區里為政客四處奔走的小人物的命運會也充滿關切。生氣時，他也會用手指指著別人威嚇，或是壹臉怒容，氣勢洶洶。
就像所有偉大的領導者壹樣，他有需要時，也會煽動民眾，或是對某些人惡語相向。他曾經就幽默地說支持孤立主義的人是“快樂的傻子”。當任命了壹名共和黨成員時，他會和媒體開玩笑，說他在民主黨里找不到壹年衹要壹美元工資的人，不得已才這樣做。而美國駐蘇聯大使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因為經濟醜聞被中途召回後，羅斯福鼓勵他離開華盛頓，去費城競選市長；但同時又迅速指示民主黨賓夕法尼亞州的負責人，讓他們袖手旁觀，等著布利特自取滅亡。他曾給嘲笑國會就像“壹個瘋人院”，並譴責參議院是“壹群無能的阻撓者”。這位總司令甚至認為，他第三任期的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是壹個不切實際的狂想傢。他還喜歡拿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取樂，歡快地模仿赫爾說話時的笨拙和口齒不清。
但直觀說來，羅斯福對阿道夫·希特勒的了解不亞於任何人。巧的是，他和這個嗜血狂魔都是在1933年走向了權力的頂峰。他非常清楚，每壹場戰役，戰火中的每壹分每壹秒，“我們都在為拯救寶貴的偉大民主而戰，都在為我們與全世界的未來而戰”。
1933年“新就任百日”結束後，羅斯福成功地促使國會通過了15項意義重大的法案，功績卓著。但凡是要穩住不鬆口的，他堅定立場；但凡是要妥協的，他會點頭；但凡是要達成最後協議的，他也簽署了。“這不僅僅是新政，”時任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引以為豪，“這是他開辟的新世界！”即使後來經濟再次衰退，失業率徘徊起伏，即使他企圖駕馭倔強的最高法院卻無功而返，他也從來沒有失去過絕大多數民眾對他的崇拜和新聞界對他的持續關註。
然而，麵對歐洲越來越緊張的局勢，羅斯福卻退縮了。他壹反慣有的信心，表現得竟然有點靦腆。儘管希特勒勢頭強勁，但壹戰的可怖經歷還是令人們記憶猶新——精疲力竭的士兵趴在戰壕里，機警地與敵軍交火；無盡無休的襲擊讓人厭煩，滾滾的濃煙使人不安；激烈的炮火聲和尖利的爆炸聲似乎永遠沒有消失的跡象。在壹戰中，共有11.7萬名美國士兵犧牲，歐洲和俄國整整有1000萬人喪生。許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樣的犧牲太大了；20年後，他們仍然還是對參戰幾乎沒有丁點兒興趣，覺得那隻是歐洲人的戰爭。就在1939夏天之前，羅斯福還差點決定不再參加第三次總統大選；而此刻，歐洲似乎還固若金湯，西麵有法國的馬其諾防線，東邊有《慕尼黑協定》條款限制，德國人無處可去。
但就在1939年8月31日的那個晚上，淩晨2點50分，壹通電話驚醒了他。10隊德國裝甲師在破曉時分，閃電般地入侵波蘭，戰爭開始了。身處巴黎的美國駐法大使威廉·布利特迅速將華沙的消息傳至白宮，羅斯福清了清嗓子，粗聲粗氣地和他說：“好吧，比爾，該來的最後還是來了。希望上帝保佑我們所有人。”就是在這壹刻，羅斯福完全轉變了他的想法：他最終決定謀求第三個任期，這是破天荒的想法——自喬治·華盛頓開始，最多連任兩屆總統已成為了壹個傳統。在接下來的8個月里，也就是所謂的假戰期間，羅斯福公開保證，美國不會捲入歐洲的戰爭。“這壹點我以前就說過，以後也還會這麽說，”他對整個國傢說道，“妳們的孩子不會到國外去參戰。”他說，任何提出其他建議的人，都是“無恥之徒、撒謊的騙子”。“事實很簡單，但凡是負責任的人，都不會說出這樣最不可行的提議，讓美國母親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歐洲戰場上去。”但是，他又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推動政府乃至整個國傢，在行動上與參戰漸漸靠攏，讓沖突不可避免的未來越來越明晰地擺在大眾麵前。不過，就在丘吉爾批評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的綏靖政策時（“政府必須在恥辱與戰爭中做出選擇，”丘吉爾怒吼，“可他們壹旦選擇恥辱，那麽戰爭也不遠了！”），羅斯福雖然沒有與他作同樣的表態，卻也在尋求第三條中間道路。他曾告訴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們，如果英格蘭和法國都淪陷了，那麽“整個歐洲都會落到納粹的手里……如今情勢的嚴重性，我怎麽強調都不過分。這真的不是什麽妄想”。
英國對德宣戰5個小時之後，法國也做出了同樣的決定。在壹次爐邊談話[8]中，羅斯福通過無線電廣播告知全國：“我們的國傢會保持中立，但我不能要求每壹個美國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即使是中立者，也有權利顧及壹下事實。”而儘管在國會的壹次個人演講說，他說過“我們的壹切行動，都必須基於同壹個冷靜、現實的原則——美國不參戰”這樣的話，也非常重視催促國會廢除中立法案，至少能讓美國為西方同盟國提供軍事支持。（國會的反應，則是通過了所謂的“現金購貨，運輸自理”計劃，衹要英國和法國拿得出錢，派得出船，就允許美國軍工廠把武器賣給兩國。）
想保持中立並不那麽容易，要付出很大代價。戰爭的報道折磨著他，讓他心神不寧。無論是海外傳回來的電報，還是早晨的讀物《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國際先驅論壇報》（Herald Tribune），他在翻閱時，都會壹次又壹次地喃喃自語：“壞消息，都是壞消息。”他是第壹個習慣使用電話的總統，經常和派往歐洲的特使或國務院的助手們打電話談事。壹天又壹天過去，電話鈴壹直都在響個不停，把最新的消息源源不斷地帶到他麵前，他知道了希特勒的佯攻和其他花招。當時，他壹天到晚開會不停，和新聞界溝通，和國務卿、財政部長、司法部長談話，下午還要和私人秘書口授筆錄，甚至和參議院壹些資深議員的溝通都更頻繁了。星期五則是部長日，這個議程永遠都不會變，這壹天，他會和當時最有政治份量、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壹批人麵談。
可以預見的是，他會在壹切可能的地方轉移註意力。每晚，按摩師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會來給他按摩；他喜歡集郵，珍愛那些海軍印刷藏品；他享受種樹的時光，能時常打個盹兒也行，另外還可以在那些他會“看上癮”的電影里先避壹會兒。但最最重要的，還是每天下午在白宮喝雞尾酒的時候。他可以回避所有與戰爭有關的話題，像壹個瘋狂的科學家那樣，讓自己忙碌地調試各種奇怪的酒料，盡情地攪和、震蕩。但這樣能令人喘息片刻的余地，永遠都不夠多。
“我簡直是在蛋殼上行走。”早在1940年，他就如是坦白過，壓力之下的身體開始出現反應。他的血壓迅速漲到了179/102，隨後嚇人的事情發生了：2月里的壹晚，羅斯福和布利特大使還有他親近的助手米西·勒漢德（Missy LeHand）正共度私人晚餐的時光，竟突然壹頭栽在桌邊——他的心臟病輕微發作了。為了不讓這件事張揚出去，跟從他很長時間的海軍主治醫師羅斯·麥金太爾（Ross McIntire）上將很快就被解雇了。
春天里，戰爭的氣息隱約可聞，為了阻止全麵戰爭的到來，美國做了最後壹點努力。3月，羅斯福親密的顧問、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Sumner Welles）專程訪問倫敦、巴黎、柏林和羅馬四地，建議各方實行裁軍計劃，以此確保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事後回過頭再看，這個提議已是山窮水盡之下絕望的掙紮。德國人不屑壹顧，英國人驚悸難寧。美國的舉動全世界都看在眼里，這個新大陸上的國傢似乎隻能等待希特勒的下壹步動作了。
其實並不需要等太久。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下令進攻荷蘭與比利時，德國人又壹次上演了聲名狼藉的閃電戰，從陸、空兩方蹂躪著這些低地國傢。德軍進攻的第四天，希特勒下令毀掉鹿特丹港的荷蘭古城區。這個命令並非出於軍事考慮，僅僅是為了威懾人心——通過直接的恐怖活動，徹底摧毀荷蘭人的抵抗意誌。他們狂轟濫炸了壹整天，約有3萬人葬身瓦礫之下。幾小時後，荷蘭無條件投降；兩周之內，比利時人也放棄了抵抗。
希特勒勢如破竹，橫掃了大半個歐洲，開始把所有的兵力都往法國集中。在“斯圖卡”（Stuka）俯沖轟炸機的掩護下，納粹的坦克和摩託化步兵突進到毫無還手之力的阿登高地（Ardennes），埃爾溫·隆美爾率領著臭名昭著的裝甲師，壹路開到了英吉利海峽沿岸。壹戰時，人們還是更習慣用碼而不是英里來衡量戰線的長短；在那可怕的四年里，即使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和數百萬的傷亡，法國和英國還是能抵擋住德國的猛力進攻。而這壹次，法國——這個在當時被公認為擁有最棒陸軍的國傢——竟然嚇得目瞪口呆。德軍肆意橫行，甚至幾乎不必開火。
丘吉爾緊急發電報給羅斯福：“戰況惡化的速度太快了，他不費吹灰之力就搞定了那些小國傢，壹個接壹個，簡直就跟掰折火柴棍壹樣輕鬆。可以想象，接下來就輪到我們了。”私下里，羅斯福曾對他的助手們說過，如果英國也倒下了，那麽美國“就會活在槍口之下”。可是對羅斯福乃至對全世界來說，問題在於：他願意公開號召全國，來勇敢地麵對狂暴的納粹嗎？他的回答仍然是沈默。
僅僅幾周之內，德軍裝甲部隊就三麵包抄，沿著英吉利海峽把英國遠徵軍和法國第壹集團軍困在法國敦刻爾克地區（Dunkirk）。德軍指揮官還在等待希特勒最後下令壹舉殲滅英國，33.8萬余名英法士兵就在此時逃上了各種小漁船和其他船隻拚湊而成的“無敵艦隊”，丟下了近2500件槍支和7.6萬噸彈藥。英國皇傢海軍壹半的軍艦要麽被擊沈，要麽受損，其中還包括驅逐艦；現在，英國人麵對著最壞的情況，全麵準備抵禦入侵。丘吉爾料想納粹德軍會追著英法盟軍壹路殺到海峽對岸來，甚至建議在英格蘭東南沿海沙灘放置毒瓦斯，壹旦德軍登岸，就可以先靠毒氣挫壹挫他們的銳氣。
隨後，德軍在6月5日調頭南下。在法國索姆，裝甲師發動猛攻前，法國軍隊自己就陣腳大亂，迎接德國人的是象徵性的抵抗，四天後，他們渡過了塞納河，兵臨巴黎城下。6月14日，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巴黎宣布不設防。法國完了。政府不堪壹擊，連夜撤退到了法國西南部的波爾多地區（Bordeaux）。6月22日，德法兩國簽署停戰協定，法國割讓了壹大片領土給德國，南部的自由區則由傀儡政府管理，行政中心設在度假勝地維希（Vichy）。法國的鄉下到處都是難民，隨處可見被遺棄了的馬車和行李，以及主人的屍體。另外，德國人還接收了200萬法國戰俘。
利用壹種冒險而大膽的戰術，希特勒做到了威廉二世和拿破侖都沒有做到的事情：他成功瓦解了敵人的聯盟，將英國從歐洲大陸剝離，差壹點就把法國軍隊徹底殲滅，重寫了《凡爾賽條約》。德國要麽恐嚇住了敵人，要麽就以摧枯拉朽之勢，用閃電戰把敵人捏得粉碎。可怕的軍事力量威懾著東至里海、西達英吉利海峽的整個歐洲。
束手無策的英國試圖拉美國下水。5月15日早上7點半，法國總理保羅·雷諾（Paul Reynaud）撥響了新安裝的電話，接通了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用英語傳達了這個無情的消息：“我們輸了，我們打輸了。”從這壹刻起，丘吉爾就開始不厭其煩地向羅斯福求援，言辭十分懇切。他隨即就給了雷諾堅定的答復：壹直打，打到美國願意參戰為止。而後，他又給羅斯福發了封電報：“要是美國遲遲不願意發聲，那麽就算美國最後加入了這場博弈，也會變得毫無價值。”羅斯福的反應非常迅速，他要求國會批準，在國防上再多投入12億美元，這樣能造更多飛機，能增加更多的生產設備。僅僅幾周後，他又追加了19億美元。在當時來說，這就是他所能幫的全部了。美國不會派軍艦滿載著士兵駛往歐洲大陸，不會公開威懾納粹；最重要的是，不會宣戰。巴黎淪陷前夕，憂慮發狂的雷諾和丘吉爾做了最後的努力，絕望地乞求羅斯福插手幹預。他們問，美國的力量都在哪兒？羅斯福私下提供了不少幫助，但在公開場合，美國官方始終保持沈默，對參戰壹事不置可否。跟每個國傢壹樣，牠首要考慮的必定是自己的利益。
壹戰剛開始時，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子爵曾悲痛地說道：“電燈已經照亮了全歐洲，可我現在真擔心，歐洲的燈火亮不了多久。”當然，這是美國參戰前的情況。而如今，歷史仿佛正在悲劇性地重演，貪婪的納粹德國徵服了壹個又壹個歐洲國傢，美國仍然缺席。其實在軍事上，羅斯福隻能拖後腿：他的軍隊遠非精銳之師，兵微將乏，當時在世界上隻能排到第十八位。他不像希特勒那樣號令著百萬鐵血軍隊，手下衹有區區18.5萬人，其中許多人隻在訓練時摸過木制的來福槍。儘管他有規模龐大的空軍擴軍計劃，美國空軍的裝備還是十分落伍，幾近於無。海軍的情況稍微好壹點。有壹次，羅斯福視察國民軍警衛隊壹個代表團的訓練情況。色彩鮮亮的隊旗迎風飄揚，可他們訓練時用的不是機關槍，竟然是掃帚柄；不在坦克上下奔走，而衹有卡車能用；很多人身體素質還不達標，在這場軍事演習中倒在了高溫和力竭之下。
從政治角度來說，這樣的情況相當令人絕望。大蕭條剛剛過去，羅斯福不得不把國防開支壓到最低，而好戰的第三帝國違反了壹個又壹個緊箍在其上的條約，把自己武裝到了牙齒。到1940年為止，孤立主義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仍然占據著統治地位。正逢大選之年，羅斯福當然不情願憑他個人極大的號召力，促成美國過早地加入這場混戰之中。於是，當1940年的夏天來臨時，英國孤身奮戰，羅斯福則拿出了反戰的競選綱領，為史無前例的再度連任做最後準備，而納粹所到之處，仍然所向披靡。
羅斯福和阿道夫·希特勒之間的對比實在是太鮮明了。前者正為他的第三屆任期遊說美國選民，保證不把國傢拖入戰爭的泥淖中；後者則在柏林喜氣洋洋地發號施令。他們的政治主張也是截然不同。希特勒已經登上了權力的頂峰，此時的他似乎無所不能。巴黎投降後，納粹事先用擴音喇叭警告所有巴黎居民待在房子里，不許出來，隨後希特勒乘車經行巴黎空蕩蕩的街道，前往拿破侖的墓地——這似乎是最吸引元首的事情了。剛開始，他還在傲慢地拍著自己的大腿，而後停頓了好壹會兒，最後陷入了完全的沈默之中。站在這位自行加冕的皇帝的遺骸麵前，元首被深深震撼了。
德國人的感受與希特勒或許相去不遠。7月6日，希特勒回到柏林，受到了熱烈歡迎，仿佛他就是位凱旋而歸的羅馬皇帝。他的火車下午3點進站，成千上萬的祝頌者夾道相迎，沿路壹直排到了帝國總理府。馬路上撒落著鮮花，無數的士兵狂熱地吼叫著：“勝利萬歲！勝利萬歲！勝利萬歲！”陽光熾烈，人群激動得不願散開，壹個個都喊得聲嘶力竭，戰爭的勝利感染了壹切，他們壹次又壹次地請求希特勒走到陽臺上來。希特勒每次都欣然應允。他的壹位將軍壹口咬定，希特勒現在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戰神”。難怪希特勒堅信，英國自取滅亡或主動議和隻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也難怪他會開始大膽地構想，在秋天就和蘇聯攤牌，來壹場規模龐大的決戰，壹舉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用希特勒的話說，這就像“孩子的遊戲”，是另壹場“閃電戰”。他還推斷，衹要俄國潰敗，“那麽英國的最後壹點希望也破滅了”。
而在那壹刻來臨之前，希特勒壹直都滿足於僅僅動用空軍來打擊英國本土。
整個八九月期間，為迫使英國投降，德國戰機接連起飛，展開壹波又壹波的轟炸。納粹空軍起初還隻是試圖從空中摧毀掉英國皇傢空軍的戰鬥力，但英國竭盡壹切力量反擊，在海峽和英格蘭南部城市的上空，壹連串激烈的空戰中，英國飛行員數次和納粹戰機擦身而過，比翼對峙。美國袖手旁觀，英國的命運如何，完全取決於這壹場場空中纏鬥的激戰。納粹無法徹底擊敗英國空軍，索性開始了新壹輪的狂轟濫炸。於是，史詩般的不列顛戰役開始了。
起初，納粹德軍的目標還隻是港口、雷達站、飛機場和通訊設施。接著，他們調整成夜間空襲轟炸，每晚能派出多達1000架戰機。德國人的炸彈點亮了整個倫敦東區，倫敦迎來了長達57個夜晚的槍林彈雨。而後考文垂遭襲，絕大多數古老的教堂在炮彈聲中歸為瓦礫，匝地煙塵，7萬戶住宅支離破碎。英國皇傢空軍以牙還牙，對柏林展開了同樣的轟炸。希特勒憤怒地宣布：“如果他們敢空襲我們的城市，我們就把他們的都炸掉。”對此，丘吉爾談到希特勒時說道：“這個惡魔，這個歷史錯誤與屈辱的畸形產物，現在鐵了心要毀掉我們傑出的英倫民族，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屠殺。”首相先生激動得擡起了下頜，勇敢地保證，“我們會渡過難關的”。英國做到了，可這個過程極其艱辛。
英倫三島的損失從來沒有這麽慘重過。1萬余名平民遇難，5萬多人受傷。在工業城市伯明翰，德軍的壹次突襲，就令1300多名平民壹夜之間長眠不起。房子燒得隻剩下焦黑的骨架，城市的街道上留下壹個又壹個巨大的彈坑。孩子們都戴上了防毒麵具。夜復壹夜，燈火絕跡，多達17.7萬倫敦平民轉移到臨時的防空洞，在這個城市聞名遐邇的地鐵站里勉強度日。很快，地麵就要開始晃動，天空閃著火光，消防員沖出來往著火的墻上潑水。等到天亮，疲倦的市民就要從他們的地下世界蹣跚地走出來，重新打量著地麵上新壹輪的廢墟。
丘吉爾始終堅定不移，也十分煩躁不安。壹聽見貫耳的爆炸聲，他就會從那間幽深的、泛黃的會客室踱出來——平時他在這兒接見助手。他戴著防毒麵具，穿著厚厚的防護服，登上屋頂，焦躁地用力抽著壹根雪茄，註視著他壹生摯愛的倫敦在熊熊大火中燃燒。那隻雪茄看上去也疲憊極了。
但壹到白天，廢墟之上，市民們的窗戶外仍然有成千上萬麵小小的米字旗在微風中傲然飄揚。“我不知道他們還能堅持多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播音員愛德華·R.默羅（Edward R.Murrow）鏗鏘有力地播報道，“他們的壓力非常大”。但英國人傾盡了他們的所有。丘吉爾說對了，他的人民能扛得住。並且，他們還重創了第三帝國國防軍。深秋前後，心煩意亂的希特勒決定，戰爭取勝的關鍵不在西線，而在東麵。他無限期地擱置了海獅計劃，不再讓德國海軍經由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國本土，轉而將視線投向曾簽訂過互不侵犯條約的蘇聯。對戰爭局勢和歐洲民眾乃至美國來說，希特勒的這項判斷是至關重要的。
當然，那時還沒有人知道這壹點，包括歐洲越來越多深陷困境的猶太人在內。
羅斯福還在探索著他偉大的戰略決策，而希特勒已有謀定。第三帝國在西線幾乎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權，現在，希特勒準備著手攻打東邊了。他把進攻時間選定在1941年6月，預計初霜來臨前，就結束對蘇戰爭。
丘吉爾壹收到德國進攻蘇聯的消息，就立即站在了斯大林那壹方。羅斯福很有先見之明，向蘇聯提供持續增加的武器援助和物資供應，這些戰備資源經由航運抵達同盟國，成為抵抗納粹的壹大力量支持。但在近6個月的時間里，世上衹有兩個國傢在和德國作戰，而並非三個。這壹局勢將在1941年12月7日有所改變：珍珠港被襲，美國終於決定參戰。忽然之間，世上就有了三巨頭：英國、蘇聯和剛加入的美國。
美國的三軍總司令羅斯福是壹個令人愉快的夥伴，可他也是壹個謎壹般的男人。誠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位美國總統。“該死的羅斯福！”——這是他的批評者們說的最輕的話。從戰爭爆發到結束，這位親切的總統先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人們指責他是暴君、“癱瘓的跛子”、虛假承諾的捏造者，或者是渴望控制全世界的獨裁者、“當代的堂吉訶德，活在他自己的夢里”，還有，腦子“反常”的病弱政客。在所有戰爭年代的總統里，衹有林肯受到過類似的待遇。
大蕭條時期最可怕的那些日子已經過去很長時間了，他在國外宣揚自由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來自國內與日俱增的難題的考驗。例如，在1943年夏天，底特律公園壹個偏僻的角落里發生了壹起鬥毆事件。事情本來很簡單，卻愈演愈烈，迅速升級，在全國激起了壹陣種族暴動和種族騷亂，整個國傢的士氣遭到嚴重打擊。《紐約時報》頗覺悲哀地寫道：“現在，全世界都在冷眼旁觀我們的傢務事。”
相較之下，戰爭的腳步卻壹刻也不會停。許多難題如同持續遊行壹般，永無休止地湧入總統辦公室，有的在呼籲，有的在抱怨，還有的在質詢。漫畫傢諷刺羅斯福優柔寡斷，嘲弄他殘忍地讓這個國傢陷入風雨飄搖之中，接連遭受打擊。儘管如此，儘管那些政策爭執吵得他不得安寧，儘管軍事上的失敗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羅斯福總能保持著他壹貫的優雅。精疲力盡的亞伯拉罕·林肯曾愁眉苦臉地在白宮的大廳里踱來踱去，喃喃自語：“我必須快點解決這個麻煩，不然牠會殺死我的。”心煩意亂的喬治·華盛頓也曾不得不惡言咒罵他的政敵們。而羅斯福依然能表現出壹副好脾氣，泰然自若。怪不得他的壹位政敵曾經寫道：“我們雖然討厭妳華而不實的勇氣，卻也不得不向妳致敬。”
對羅斯福的朋友和敵人來說，這位總統都是壹個謎。這個形容非常貼切。他總是能領會到統治的象徵意義。所以，他會在哈佛大學對著黑人演講，在自由女神像下向外國人演講，在壁爐邊和全國民眾談話。他的表現不是基於什麽設計好的總體計劃，而常常是臨時起意，草草拚湊出臨時的安排。1940年後的對英租借法案，是他最偉大的貢獻之壹，讓英國還能在軍事上茍延殘喘，但這是他在壹艘遊艇上想出來的，當時他正在加勒比海航行。這個巧妙的政策，完全就是天才的設想。借“租借”這個溫柔的名義，羅斯福創造了壹套理論，得以完全回避政府的介入，憑著短期借貸的簡單說法，為同盟國和國際友人打開了美國兵工廠的大門。隨後，他又把這個理唸親切、愉快地講給美國民眾和國會聽。而在進行所有這些的同時，他都沒有退讓過壹步。
不過，也並不是所有政策都能處理得這麽老練。羅斯福也常常拖延，壹直拖到危機已在眼前，才不情不願地做出決定。從性情上來講，他更喜歡宅在傢中，伍德羅·威爾遜和西奧多·羅斯福在任期間，他便很享受當時的氛圍，平和古雅，政府機構更簡單，辦事更有針對性。但到1943年結束時，他將要負責創建壹套最早的政府宏觀構架，為全球戰爭做準備，例如監督規模巨大的國防開支，設立今天我們知道的戰爭管理部門，並為總統共和制政體的現代結構打好堅實的基礎。
可就算是這樣，他還是那麽深不可測。譬如，他創立了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後來卻批評他們的理論太浮誇，特別是在經濟方麵。戰爭進行到中期，總統的內閣成員可以說是第壹流的，明星薈萃，他身邊聚滿了像霍普金斯、哈西特和史汀生這樣的人，另外還有馬歇爾、福萊斯特、鮑爾斯、貝爾納斯、尼米茲、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MacArthur）。但是，他卻常常不願意明確放權給他們，更不要說給予對方足夠平等的地位和行政權力。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政府經常會出現內部沖突。戰爭部長就曾抱怨，在他“所有共事過的政府官員里，羅斯福是最吝嗇的那壹個”。史汀生也曾下過結論：“他想自己壹個人把所有事都做好。”事實上，羅斯福認為自己的這份工作相當於國傢元首，與其說是受大眾委託管理國傢，不如說是美國民眾的領導者。因此，他還是壹個布道者，用雄壯有力的東部口音演講，宣揚理唸，傳布普世的道德準則和動力，鼓勵對他個人的忠誠。簡而言之，他在感化壹個國傢。
而且，麵對公眾，他也總以仁慈的形象示人。
他的壹切都那麽獨壹無二。他是壹個有原則的紳士，也是壹個追求利益的自私者。他能在談判和協商中精明地捕捉到各種細微的差別，也是壹個虔誠的布道者，大談特談世界擔當、手足情誼。他甚至有點淘氣，最喜歡跟自己的內閣班子玩“突然襲擊”。和自己人待在壹起時，他會故意穿得隨意些，衣冠不整，相信這樣能制定出更多創造性的政策：有時他會為助手補充信息，有時又故意保留意見，令他們蒙在鼓里。他還極其聰明地把自己的書桌抽屜用出了新花樣，每天有無數份電報、通信和備忘錄匯集到他的辦公室，他將其中的壹部分挑揀收集起來，甚至還包括少許小道消息。
而且總有壹天，希特勒會知道，羅斯福挑選時機的能力簡直無可挑剔。有些時候，他似乎有種莫名其妙的懈怠，做決定時總是拖拖拉拉，行動之前更喜歡沒完沒了地等下去；但他也很有可能是個果斷迅速的行動派，尤其是在政治上處於弱勢時，甚至在他的智囊團和內閣都還不知情的狀態下他就已經行動了。
鑒於這樣的行事風格，人們幾乎可以預見，當羅斯福開始操控這場戰爭時，他的政府總是陷於混亂的狀態中。這使得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談到羅斯福的領導能力時，說他總是“猶豫不決，雜亂無章”；國會的壹位批評者也發表過壹次名為“羅斯福對抗羅斯福”的廣播講話，說美國需要“削弱和改善羅斯福式統治”。這公平嗎？有時候，羅斯福獨有的魔法十分奏效，有時卻不管用。無序、拖延、拖延常常是他的特色；對問題的處理也多半是即興發揮，而非出於長遠戰略考慮。但不知何故這些都融合在壹起。比如，他可以是壹個極致的現實主義者，強調要盡快贏得戰爭，同時又在命運多舛的國際聯盟的接替者即將接管的時候，熱心地談到戰後和平的問題。
他的這個特點在下麵這件事里可能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1943年4月13日是美國第三任總統託馬斯·傑斐遜誕辰200周年紀唸日，是日傑斐遜紀唸堂落成，羅斯福出席了竣工典禮。潮汐湖上掠過壹陣狂風，他脫下帽子，披上黑鬥篷，靠腿支撐著自己站好，對人群高聲說道：“今天，在這場偉大的自由之戰中，我們把這座紀唸堂敬獻給自由。”然後他簡單地致敬道：“傑斐遜絕非是個空想傢。”這兩位總統，壹個是弗吉尼亞之子，另壹個是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其實有很多共同點。傑斐遜出身貴族家庭，卻站在平民大眾的立場上為他們講了很多話，羅斯福亦是如此；傑斐遜是陰謀傢，亦是操縱者，羅斯福也是；傑斐遜是機敏的政治傢，狂熱的忠實黨徒，羅斯福也是。他們都會用詩壹般的語言演說乃至起草文件，極大地鼓舞了當時以及其後的美國人；他們都能以同樣的熱情既團結民眾，又分裂民眾；他們都有壹點偽善，可他們的品德都仍舊十分高尚；最後，他們二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政治，力圖在這個領域有所成就。
他熬過大蕭條，承受著戰爭中各種意想不到的非人考驗，可始終都沒有拋下樂觀的態度。他也不像希特勒，戴上眼罩蒙蔽自己。時任財政部長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這樣評價道：“令人高興的是，不管我們是贏了還是輸了，總統都能冷靜地陳述事實，從容不迫。他似乎真的在直麵這些麻煩的現實，連稍微自欺欺人壹分鐘都不行，這就是我最受他鼓舞的地方。”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則說：“他絕對是壹個勇敢無畏的人。在這個令人失望的世界，人們被分成了兩撥，壹邊是邪惡狂熱的好戰分子，推動著戰爭機器，把世人領向不幸與毀滅；壹邊是茫然無知的普通人，四處奔波逃命……羅斯福卻相信他自己……能阻擋這股糟糕的戰爭洪流。”伯林斷定，羅斯福的身上同樣有著軸心國獨裁者的特徵和能量，但慶幸的是，他是“站在我們這壹邊的”。
然而，他也不會總是處變不驚。就這壹點而論，他格外企盼，在緊張的戰爭年代還能找到喘息片刻的余地。在許多個周末，他經常會和壹小撮密友到華盛頓60英里以北的卡託克廷山莊（Catoctin Morntain）休假，並給這處幽靜的寓所取名為“香格里拉”。當然，他的工作也不會放過他，但在這兒他起碼還能翻翻心愛的偵探小說，壹點壹點地品嘗奶酪、雞尾酒和開胃菜，和朋友閑談。有時他們會聊到國傢大事，但更多的還是無關緊要的瑣事。香格里拉和海德帕克不同，十分質樸，有些陳舊失修了。可對羅斯福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他會帶著點孩子氣，神采奕奕，快活地和他的客人們開玩笑，說其中壹個盥洗室的門“沒法關嚴實”。
無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本來都不應該被他的隨和可親蒙蔽。他有著鋼鐵般堅強的意誌——正如亞伯拉罕·林肯壹般，熬過漫漫黑夜，最後贏得了南北戰爭。事實上，他的顧問雷克斯·特格韋爾（Rex Tugwell）也的確曾把羅斯福在大蕭條時期經受的嚴酷考驗，與林肯在國內分裂時期的鬥爭相提並論。
漂亮的戰鬥令他容光煥發——他曾取笑過國會參議員，說他們每壹個人都在“各行其是”——他也對他的敵人們充滿鄙視之情。1936年10月里的壹天，他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對興奮的人群發表演說時，說道他的對手們“眾口壹詞，全都恨他”，然後他戲劇性地頓了壹頓，接著才說道：“但我歡迎他們的憎恨！”還有壹次，他經過華爾街時，人們開始對他起哄，還有壹次是回劍橋時，哈佛的學生聚在壹起，想親眼看看這位最著名的校友，最後目送他的車隊漸漸在視線中消逝。但無論是其中的哪壹種情況，羅斯福始終都能繼續走好他自己的路，向兩邊的人群揮手致意，笑容溫暖。出人意料地，他開始敬仰起民粹主義者安德魯·傑克遜，這位總統和他壹樣，曾遭到富人們越來越多的憎恨。
在政治上，他把自己的立場描述成“中間稍微偏左”，但值得註意的是，他有壹個文件夾，上麵貼著“自由主義VS共產主義&保守主義”。其實他的處世哲學壹點也不自以為是，相當樂意試驗各種政策，或和國務卿辯論，或揶揄那些經濟學傢，批評他們說話都用“術語，全部都是術語”。不過說到底，羅斯福其實是個自由主義者：壹些批評他的人堅持政府預算必須平衡，他立馬炮轟回去：“見鬼的平衡，預算平衡不會讓人們去工作。我照顧好失業的人，才會考慮平衡預算！”其實，事實無可爭辯：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民主制度幾近崩潰的邊緣；兩黨的力量似乎都耗盡了，無力扭轉乾坤；自由市場體制的轟然崩塌成為極其現實的考慮；成百上千萬的民眾轉而擁簇像休伊·朗（Huey Long）和神父柯林（Coughlin）這樣的政治煽動者，他們是穿著花衣裳的吹笛手，滿口謊言，蠱惑人心，是動蕩與不安的應時產物；社會與人類到了萬分危急的關頭。就是在這種時候，羅斯福站了出來，挽救了整個民主體係。而如今，戰火重新在世界橫行肆虐，同盟國鄭重地召開德黑蘭會議，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麵：他在國外，還能同樣做到力挽狂瀾麽？
戰爭期間，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壹直都是。
最後，羅斯福很快就會知道，他的個人魅力在德黑蘭壹行中究竟能給自己帶來多大的收穫。壹個溫暖的周日，下午3點，晴空無雲，斯大林壹個人出來散步，在外面遇見了壹名美國陸軍軍官，後者壹路護送他到壹間會客室，羅斯福已經等在裏面了。斯大林個子並不算高，留著壹頭粗硬的灰發；臉頰上有麻點，壹望麵龐便會知道他飽經風霜；因為抽了好多年煙，牙齒有點發黑；他穿著壹件卡其色的束腰外套，胸前別著壹枚列寧勛章。羅斯福坐在輪椅上，身上則是壹套瀟灑的藍色商務西裝。斯大林朝他伸出了手，羅斯福才驚覺這是壹個多麽強悍的人。（“他是個身材很矮小的男人，但此刻他身上的某種氣質，讓他看起來格外威武。”壹個美國人曾這樣寫道。）羅斯福同樣也註意到，斯大林看著他的目光變得“好奇”起來，盯著他幹癟的雙腿和腳踝看了看。
有壹點，羅斯福終其壹生都非常自豪。他總是能與形形色色的政治盟友和對手們建立起某種聯係，這回，他決定也要與這位蘇聯的掌權者建立起個人之間的聯係。當然，他本來可以做到的，但這次會晤風險實在很大。斯大林不受道德束縛，也不會感情用事；他也是個難以預知的盟友，戰爭剛打響時，他還是希特勒的夥伴，直到納粹背叛了他，忽然入侵蘇聯。而且迄今為止，斯大林還壹直憤怒地強調，蘇聯付出的生命代價高得不成比例，美國人因此懷疑蘇聯有可能與德國單獨議和。這的確是壹件很令人費解的事，僅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壹役，蘇聯就犧牲了100余萬人，比美國在二戰中犧牲的全部加起來都要多。但勇敢和犧牲不衹有壹種形式。多虧了羅斯福，美國及時援助的物資和軍需品對蘇聯的勝利成果來說同樣萬分緊要。僅在1942年後半年，美國就向斯大林火速支援了1.1萬輛吉普車、5萬噸炸藥、6萬輛卡車、25萬噸航空汽油、45萬噸鋼鐵，很快還會有5000架戰鬥機和200萬雙靴子抵達蘇聯，讓蘇聯紅軍能夠在斯大林格勒碎石遍地、積雪重重的曠野英勇戰鬥。是美國人提供的輪胎，讓蘇聯人的卡車還能繼續開；是美國人提供的燃油，讓蘇聯的戰機還能繼續飛；是美國人提供的毛毯，讓蘇聯的士兵身體回暖；是美國人提供的食物，餵飽了這些戰士——數百萬噸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到蘇聯，有小麥、麵粉、肉和牛奶。可就是這樣，斯大林這位蘇聯元帥還篤信，他的盟友們必須為了戰爭，承擔更大的責任。因此，他強烈要求英美兩國登陸為納粹所占領的西歐地區，盡快對德直接作戰。這壹點，羅斯福倒是相當贊同他。
但丘吉爾對這個想法不太感冒，他更偏向進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從那裏著手，或是把目光聚焦在地中海地區。美國此前的海軍實力還遠遠不夠，羅斯福別無他法，隻能延緩實施這個戰略；直到美國有了足夠多的貨船、油輪、驅逐艦和護航艦，他才同意發動壹次需要橫渡英吉利海峽的重要襲擊。不過現在，1943年即將結束，軍隊還是以大陸本土作戰為主，盟軍的每次突襲都變得無比重要。戰爭的勝利，已是觸手可及。
最後的風暴很快就會如浪潮般地向歐洲襲來。羅斯福會見斯大林時，就已在考慮未來了。
實際上，德國悍然攻破波蘭邊境的那壹刻，羅斯福就非常想親自見見斯大林本人了。他常常說，讓他仔細瞧瞧別人的臉比認真聽完壹場會議都管用。多年以來，即使當上了總統，他也不喜歡依賴那些長長的紙麵公文。雖然他時常打電話與人交流，並將其視為必不可少的聯絡命脈，但他的私人秘書格蕾絲·塔利（Grace Tully）提到，羅斯福還是更喜歡觀察別人的麵部表情。丘吉爾很早就發現了這壹點，所以他多次創造機會，能和羅斯福當麵坐下來談談，以期鞏固英美關係。但到目前為止，約瑟夫·斯大林僅僅委派過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託夫（V.I.Molotov）到訪白宮，這位代表同樣讓人難以捉摸。對羅斯福來說，這遠遠不夠。所以直到德黑蘭之行的第壹次會晤，他才有機會和斯大林元帥壹起坐下來，不那麽正式地，麵對麵地促膝長談。而這次談話的地點，則是羅斯福的住處。
羅斯福熱情歡迎了斯大林，壹再重復自己長久以來的願望，期待與他的碰麵。意外的是，斯大林回以親切的問候，語氣十分溫和，態度甚至很謙遜，並且壹再解釋，他此前軍務纏身，走脫不開，直到現在才有機會與羅斯福會晤。寒暄過後，他們就開始進入正題了，兩人主要圍繞全球事務洽談起來。說實話，羅斯福很想和他聊聊軍事問題，但他首先要探討的還是兩國之間長期的外交關係。為了照顧斯大林的情緒，他先關心了壹下蘇聯東部的前線戰事，畢竟蘇聯眼下正承受著德軍懲罰性的進攻。斯大林回答他的原話則是“情況不是太好”，接著又道，德國人在增兵，調了更多部隊過來，紅軍快要守不住某個極其關鍵的鐵路樞紐了。羅斯福聽言，巧妙地提了壹個問題：可主動權不還是掌握在蘇聯軍隊手中嗎？斯大林點點頭，承認了這個事實。
在羅斯福的敦促下，他們談起壹些更寬泛的事務來，關於法國、印度支那地區及印中兩國。羅斯福壹次又壹次把話題引到外交關係上來，而且數次打算談談戰後世界的問題，尤其是他自己的壹個構想，即由美、蘇、英、中四大巨頭組建壹個國際組織，共同管理戰後世界。可惜時間過得飛快，他們已經聊了差不多壹個小時，他的話頭幾乎剛露出來，這場私人會晤就不得不結束了。
壹個小時的時間，足夠他們彼此先試探試探對方，可對羅斯福來說，這點時間根本不夠他加強自己與斯大林的任何“私人聯係”。
三位首腦人物的第壹次正式會晤，安排在下午4點，地點是蘇聯大使館的大會議室。
領導人和他們的幕僚在壹張圓橡木桌旁落座。這張圓桌是特別定制的，這樣可以免去誰坐上首、誰坐下首的問題；不過就這場會議而言，無論怎樣安排座次，都不能避免各方極力為自己謀圖最大的利益。與會成員之間的文化差異極大，所以紛爭在所難免。會議也沒有固定議程，他們想討論什麽，就可以討論什麽；不喜歡什麽話題，就可以盡情回避。其實會議室內部的陳設布置，不太適合陽光和煦的德黑蘭，或許放在寒風凜凜的莫斯科更合適。厚厚的窗簾隨風鼓動，幾麵墻上垂著大幅的掛毯，甚至連座椅的尺寸都太大了。每位領導人都帶著他們的助手壹起到場，而羅斯福的助手喬治·馬歇爾卻不見蹤影；原來，他搞混了開會時間，這會兒還在外面觀光遊覽呢。
丘吉爾和斯大林事先就達成過共識，壹致同意由羅斯福率先發話，以示尊重。
羅斯福當時62歲，他先說了些俏皮話向蘇、英兩國年紀稍長的首腦致意，而後著重提到：“我們第壹次能像壹傢人壹樣坐在壹起，現在大傢都有壹個共同目標，就是贏得勝利。”接著輪到丘吉爾發言。困於感冒，他聲音嘶啞，沒有平日里那麽洪亮，但依然字字珠璣。他說，他們三個代表“當今世上最強大的三個國傢”，表示“此刻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快結束戰爭，更該做的是取得勝利，而必須履行的義務則是全人類的未來福祉”。斯大林的開場白就有點敷衍了事，他簡單說了說同盟國三方“潛在的合作”，接著就加重語氣強調：“言歸正傳，現在，我們該進入正題了。”——換句話說，他想討論的就是美國和英國反攻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對德直接作戰壹事。
美國人反過來又說，在蘇聯向太平洋戰場投入兵力這件事上，希望斯大林至少能點頭表個態。提到這壹點，斯大林就含糊其辭起來，說歐洲戰場把蘇聯牽涉得太深，他騰不出手來解決日本的事情，不過壹旦把德國打垮，他就會向遠東進軍。能有這樣的答復，羅斯福表示自己夠滿意了，隨即又話鋒壹轉，重新提起歐洲第二戰場的壹應事情來。他強調，盟軍應該堅持英美兩國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會議上達成的決議，第二年5月登陸作戰；他還指出，壹直到晚春時分，海峽地區的天氣都會非常惡劣，會妨礙盟軍登陸。“英吉利海峽地區的氣候真是太不討人喜歡，”他如實評價，立時又意識到斯大林的顧慮，因而緊接著就添了壹句，“但不管天氣有多惡劣，我們都會剋服困難，成功登陸。”
丘吉爾還記得，英國曾獨自承受著德國狂轟濫炸的那段沈郁的日子，至今過去還不到三年。壹提到英吉利海峽，他便煩躁地插了壹句：“我們還慶幸這片水域如此招人膩煩呢，牠幫我們擋住了來勢洶洶的德國人。”
羅斯福進壹步商酌了更多細節，把這次橫渡海峽登陸戰的代號定為“霸王行動”（Overlord）。那麽根據既定的時間表，美國和英國可以出哪些力，協助分散德軍的兵力，減輕蘇聯紅軍的負擔呢？斯大林麵無表情，不停地抽著煙。他有自己的想法，主張盟軍可以先襲擊南部地區，以此作為先導，再從法國北部搶灘登陸。他尖刻地提醒，蘇聯前線仍然是戰爭的中心地帶。他還說，通過壹係列戰役，德國人的教訓讓他明白，隻從壹個方向出兵的話，獲勝的可能性很低。兩麵夾擊可以迫使德軍分散兵力，而兩方順利會師時，盟軍又能連成壹氣，實力大增。也許這個想法，正適合當下的作戰計劃？
羅斯福隨即抓住了其中的要義，丘吉爾卻猶豫不決起來。眼下，他還不想從意大利抽調全部兵力。為此，他曾提議過另壹個替代方案：從地中海東部出兵，甚至可以考慮引誘土耳其參戰。但斯大林堅決反對，他認為這樣的東部路線毫無用處，阿爾卑斯山天險固若金湯，不取道法國南部的話，對德國根本構不成絲毫威脅。這壹回，羅斯福忽視了丘吉爾的意見，選擇支持斯大林。丘吉爾也沒有覺得太難堪，溫文爾雅地退讓了壹步，說道：“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但如果為此就欺騙自己，說我們對所有事情的看法都壹致，那麽就壹點意義也沒有了。”其間，羅斯福也懇請軍事參謀們立刻擬定襲擊法國南部的出兵計劃，更好地協助原定的登陸作戰方案。
就這樣，這個下午所剩的時間都交給了“霸王行動”和相關的戰術研究，直到三國首腦準備休息，要用晚餐。餐後不久，他們就會重新召集，繼續開會。
羅斯福出麵設席，款待參會的三國代表。過去幾個小時里，總統先生的菲律賓廚師已搭好了烹飪爐竈，開始準備經典的美式晚宴，諸如烤牛排和烤馬鈴薯。美國人的食物必須在美國人的廚房里準備，這會兒特勤局才如釋重負。當初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卡薩布蘭卡會晤時，所有擺上桌的食物和酒品，必先經由軍醫檢查，而後在重重護衛下，由專人端送上桌，防止有人亂動或投毒加害。
等三人都坐好，羅斯福就開始調制雞尾酒了，他非常享受這個過程，把這壹刻稱為“孩子般的時光”。他調制的雞尾酒往往隨意搭配，基酒和其他輔料的混合變化不定，這算是壹種後天養成的嗜好。這壹晚，羅斯福往壹大罐冰塊里倒了許多味美思酒（Vevmouth），這種酒“香氣怡人，略帶苦味”，接著又加了少許杜松子酒，用調酒棒“快速”攪和，最後給每位都倒了壹杯。斯大林很給面子地喝光了，不過直到羅斯福眼巴巴地問他喜不喜歡，他才說道：“不壞，味道挺說得過去，就是覺得胃有點冷。”其實相比伏特加，他更喜歡葡萄酒。
用過開胃酒，佐以正餐的就換成葡萄酒和波旁威士忌了。他們頻頻舉杯，餐酒也由侍者不停地奉上。
然而，他們的和諧也隻是表面的，討論時實則處處暗流洶湧。這頓飯用完，如何處理戰後的歐洲再度變成了焦點問題。斯大林從來都瞧不起蘇俄的歐洲宿敵，不由得掌握起會議的節奏：他又舊調重彈，提到了和羅斯福私下會麵時那些話。這壹次，他公然當著所有代表的麵，嚴詞譴責法國人。他抨擊道，法國的整個統治階層都“爛到根子里了”，他們根本“不值得盟軍關心”，也不應該“擁有他們自己的帝國”。丘吉爾卻始終在毫無保留地替法國人說話，堅信法國會重建成壹個強大的國傢。羅斯福本來想當個和事佬，但徒勞無功。有關法國的議題在不斷發酵，斯大林緊追不放，說到更多關於德國的核心事宜，他贊成“肢解德國，給他們最苛刻的待遇”。他認為衹有這樣，才能徹底把德意誌軍國主義掐死在搖籃里。
儘管斯大林被蘇聯當局美化得神乎其神，但他仍舊是那個斯大林，稍微批評壹下蘇聯社會制度，就會被視為是對蘇聯的冒犯。當年他在翻閱那份肅反死亡名單時，曾對自己喃喃自語：“十到二十年後，還有誰記得這幫烏合之眾？沒有人！”而此刻，為了強調他的立場，斯大林提到了蘇聯關押的那些德國戰俘，他說自己曾經問過他們，為什麽要濫殺無辜，連婦女和兒童都不放過。戰俘們的回答很簡單：他們隻是在執行命令。隨後，這位蘇聯元帥又開始說教，提起了他在德國的親身經歷。
1907年，斯大林去萊比錫參加壹次工人大會。奇怪的是，200名德國代表竟然沒有到場，原來是因為在德國上火車前，車票必須打孔，而那天負責打孔的鐵路辦事員沒有來上班，所以他們的票就沒有打孔，也就登不上車。斯大林感慨，德國人在精神上太盲從權威。（也許是為了緩和氣氛，不管是羅斯福還是丘吉爾，對這番頗具諷刺意味的話都不置可否。要知道，斯大林本身就是靠槍管來行使他的絕對權力。）很明顯，他在試探兩位盟友，試圖弄清楚，在戰後懲罰和重建德國的問題上，他們的底線究竟在哪個位置。為此，他甚至表明自己不同意羅斯福對希特勒的看法，覺得希特勒不是個精神錯亂的瘋子，而是壹個很聰明的男人，通過很原始的辦法就攫取了無上的政治權力。
言及此處，羅斯福終於決定把正題引回來，先擱置這個針鋒相對的話題，說說如何進軍波羅的海才是正經事。這會時針指向晚上10點半，他正準備開口，卻突然發現自己壹個詞都說不出來。會議室里也隨之安靜了許久。
其他人無不感到驚駭，羅斯福急得都紅眼了。就在同時，他臉上“汗滴如豆”，汗珠涔涔而下，隨後“壹隻手顫顫巍巍地撫上自己的前額”。
屋里寂然無聲，在場的人都震驚得說不出話來，齊齊註視著羅斯福。他顯然遇到了大麻煩。
哈里·霍普金斯幾乎什麽都沒說，直接就從位子上跳了起來，當即推著羅斯福跑回總統房間。羅斯福的醫生、海軍中將羅斯·麥金太爾當時正在外面吃晚飯，壹聽到消息，就火速趕了回來。
事情發生時，在場的人當中衹有麥金太爾知道三年前總統就發生過類似的情況。那是1940年的壹個晚上，同樣也是在用餐期間。這壹次會重演那可怕的壹幕嗎？總統會倒在世上最強勢的壹群領袖之中嗎？在這種關鍵時刻，美國根本不敢讓羅斯福抱恙在榻。他們承擔不起這種後果。
麥金太爾回到了羅斯福的房間，匆忙給他做了壹次檢查。羅斯福解釋說，晚餐結束後，他就覺得頭暈。麥金太爾的診斷草率得實在出人意表：他說，這次發病是因為消化不良，胃氣過多。他給羅斯福開了壹些藥，來緩解他的症狀。看來，就算總統先生遠不是因為消化不良突然發病——實際上病因的確沒這麽簡單——麥金太爾分明也不想深究了。到第二天下午來臨，羅斯福再壹次和斯大林坐在壹起，向他闡述了自己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而後丘吉爾加入了他們的談話，新壹輪的會議開始了。
然而，就算美國人能繼續平靜地進行會談，關於羅斯福，這壹晚無疑給出了壹種令人不安的預兆，而對丘吉爾和斯大林來說，這也是壹個危險的信號：健康並不總是常駐的。
羅斯福的消化不良看起來“徹底好了”。據當時壹起到訪的美國隨員的說法，他恢復得“和先前壹樣機敏”。但會議的議程卻停滯在越來越棘手的跨海登陸作戰問題上。丘吉爾依然舉棋不定，他很擔心壹次直接反攻會“徹底摧毀文明”，讓歐洲大陸變得壹片荒涼。羅斯福方麵則還沒有能力在這個作戰計劃上投入大量的兵力，他盼著大傢能集中關註戰後世界的規劃藍圖和成立國際組織的構想，以此解決無休無止的爭端。而斯大林的腦中則回放著紅軍戰士頑抗納粹、最後在無情的戰場上流血犧牲的畫麵，屢屢把話題轉回“霸王行動”。無論是用紅鉛筆在本子上信手塗滿狼頭，還是冷漠地坐在那裏，嘴里叼著根雪茄，他看起來態度都極為堅定，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他要求確定壹個具體日期來，到底是在5月的哪壹天，因為羅斯福此前保證過這壹點；他還要求任命壹名作戰司令官。最後，他甚至神色嚴肅，極其尖銳地問羅斯福，司令官叫什麽名字。儘管每個人都心知肚明，主要候選人喬治·馬歇爾將軍就在會議上，羅斯福還是承認，他沒有最後決定好。
這個結果讓斯大林覺得不過又是壹種拖延，他格外憤怒：“那到底得怎麽運作這件事，我們根本什麽都討論不出來。”
議題又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亞身上彎了彎，才重回“霸王行動”。斯大林開始責難丘吉爾：“英國真的相信登陸計劃嗎？還是說，妳隻是為了讓我們蘇聯人心安，才空口說說而已？”丘吉爾咬著他的雪茄，不禁怒目而視，強硬地答復他：“英國會使出渾身的勁來反攻德國，我們壹定會強渡海峽，這是我們始終不變的責任。”情形與前壹天相仿，這壹天的會議就在丘吉爾擲地有聲的回答中結束了。
其後，這位懊喪的首相大人，私下里還是忍不住回了壹句嘴：“該死的！”
現在，輪到斯大林招待晚餐了。
他們彼此敬了許多輪酒，餐桌上也擺滿了經典的俄國菜式——餐前冷點心、熱羅宋湯、魚肉、肉類拚盤、沙拉、糖漬水果拚盤，還有餐後水果。當然，佐餐的伏特加和上等葡萄酒是少不了的。酒過三巡，斯大林又開始刺激丘吉爾。他壹會兒“取笑”他，壹會兒“拿話激他”，乃至說得太過，暗諷丘吉爾對德國還抱有善意，企圖避開戰爭秘密和解。其實，丘吉爾才是率先反對希特勒的那個人，比任何人都早，比任何人都強硬。斯大林無視了這個事實，壹味在口頭上冷嘲熱諷。羅斯福總是在制止他，不過偶爾也會搭話，跟著斯大林壹起開丘吉爾的玩笑。這番“辛辣”的對話還在升溫，直到斯大林還擊丘吉爾，說德國總參謀部的所有人“都必須清算”，希特勒所有軍隊都“仰仗那5萬名參謀和技師”，要是戰爭結束時，能把他們“圍捕在壹起，統統槍斃掉”，德國的軍事優勢就徹底沒了。他說話的時候臉上還掛著“諷刺的微笑”，“並得意洋洋地揮著手”。可不知道是丘吉爾的翻譯沒有弄懂蘇聯領袖表面上的幽默，還是丘吉爾實在受夠了這種假模假樣的詼諧，他怒不可遏，冷冰冰地回敬斯大林：“英國議會和英國民眾都不會容忍過度的殺戮。這些人受戰爭狂熱情緒的影響，雖然支持納粹開戰，但第壹場大屠殺發生之後，他們就反過頭來猛烈抨擊那些要為此負責的人了。”
丘吉爾又道：“我寧願現在就被人帶到花園里舉槍自盡，也絕不願意自己和祖國因為這樣的惡行而蒙羞。”話都說到了這個份上，先前壹直保持沈默的羅斯福，不得不站出來斡旋，給斯大林明顯的幽默之語添上壹個結尾。他提出了壹個折中的辦法：他也不支持斯大林元帥所說的5萬這個數目，所以就隻“槍斃掉4.9萬人”吧。
當然，他們任何壹方都沒有註意到壹個明擺著的事實。如果談及人類清算，在這場可怕的世界大戰中，甚至與整群整群在波蘭黑暗的森林里被屠殺的無辜平民相比，其實5萬看起來都是個很小的數字。
第三天，各方都找到了達成共識的辦法。斯大林略帶生硬地暗示說，如果1944年沒有成功開辟出歐洲第二戰場的話，疲頓的蘇聯會考慮與希特勒單獨媾和。戰爭已經進行到了現在這個階段，無論這壹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小，斯大林的這番開場白還是達到了他預想的效果。在這輪較量中，丘吉爾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午餐前，羅斯福和丘吉爾聯手宣布“霸王行動”成為正式的作戰計劃，並且可能會分兵襲擊法國南部。而蘇聯方麵則答應，五月時他們也會在東線對德國發起壹次進攻。
丘吉爾身體還是不舒服，支氣管炎和間歇性發燒壹並向他襲來，令他苦不堪言。儘管如此，輪到他時還是舉辦了壹次正式的晚宴。巧的是，11月30日這天恰是他的69歲生日。宴會上，英國人盛裝出席，全然是壹身英倫風格的傳統禮服；水晶酒杯和銀器在燭光的映襯下閃閃發光；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戴上了黑色的領結。敬酒的禮節也隨之變得講究、繁瑣，多數時候，主動舉杯的那個人需要繞桌壹周，主動走到受邀者麵前碰杯。
其間，羅斯福朝丘吉爾的女兒莎拉敬酒，祝她身體健康；可起身走到莎拉麵前，並鞠躬與之碰杯的人竟然是斯大林。莎拉遲疑片刻，最後還是離席走到羅斯福麵前，主動與後者碰杯。富有魅力的羅斯福幽默壹笑：“親愛的孩子，我本該向妳走過去才對，可惜我走不了。”時間壹點點過去，斯大林站起來，破天荒地向美國公開致謝，感謝美國給予蘇聯的大量援助，讓蘇聯紅軍得以保持戰鬥力。他的原話是：“我非常想告訴諸位，為了打贏這場仗，總統先生都為我們貢獻了什麽。”他甚至還直言不諱地承認，要是沒有租借法案，他們“必然會打輸”。
下麵該輪到丘吉爾表現的時間了。他左邊坐著斯大林，右邊則是羅斯福。丘吉爾動情地回憶道：“我們被捲入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可怕的壹次大戰之中，卻能合力控制世界上接近全部的海軍，四分之三的空軍，指揮近2000萬士兵，”說到這里，他頓了壹頓，“1940年夏天，我還是孤軍奮戰。回望這三年來熬過的漫長時光，我真是忍不住想慶祝壹番，我們正大步邁向勝利。”
席間最後壹通即興演說，則出自羅斯福之口。此時已近淩晨2點，他興奮難耐地舉起自己的酒杯，壹邊激動道：“我們三個國傢，風俗各異，人生觀唸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壹樣；但此刻我們相聚在德黑蘭，這證明無論彼此的治國理唸有多麽不同，為了我們和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我們依然能和睦相處，並肩坐在壹起，親如壹傢人，壹致對外。”
然而，不管而今共聚德黑蘭的三國有多親睦，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種求同存異式的和洽仍是曇花壹現。因為還有更多的戰爭將和那些高深莫測的道德悲劇壹起到來。
這是羅斯福在蘇聯使館待的最後壹晚了。他回到房間休息時，不禁感到幾分焦躁，因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還沒有達到：和斯大林建立長久的私人友誼。他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可還是發現蘇聯的這位掌權者“壹絲不茍”、“倔強頑固”、“太過嚴肅”、“從他身上根本找不到壹點人性”。用羅斯福自己的話說，他簡直意氣全失。隨後他突然想起來，前兩晚，他冷眼看著斯大林對丘吉爾嘲弄個不停，針尖對麥芒，明顯樂在其中。沒錯，他也加入了，但他還是很克制的。斯大林毫不客氣，丘吉爾也會大叫大嚷地回嘴，而他大部分時候隻是好脾氣地聽著他們吵，抑或出麵調解雙方，抑或火上澆油，開個玩笑緩和下氣氛。會開到最後壹天，為了謀求政治收益，他決定不這麽做了，該換條路子試試。他得痛快地奚落奚落丘吉爾才行。
最後壹天早上，在去會議室的途中羅斯福追上了丘吉爾，告訴他：“溫斯頓，我待會得做點什麽，我希望妳到時候不會生我的氣。”丘吉爾多少有點驚訝。就在幾天前，他剛和羅斯福在開羅共度感恩節，還壹起在私人晚餐會上切了兩塊火雞肉，聽著假日音樂，共飲香檳，吃南瓜餡餅。刀光劍影，戎馬倥傯，戰爭中的友誼格外難忘。不過，丘吉爾在英格蘭的寄宿學校就讀時就非常頑皮，他根本不需要多猜接下來會發生什麽；羅斯福後來還記得，當時丘吉爾有點被他弄糊塗了，卻隻是把雪茄換了個位置，嘴里“嘟噥了壹聲”。
羅斯福壹進會議室，就推著自己的輪椅搖到斯大林旁邊，周圍坐著的全是蘇聯代表。他這個出場略帶狡猾，甚至還顯得很親密，好似把這位蘇聯領袖放到了最信任的位置上；但斯大林還是壹臉冷漠，無動於衷。接著羅斯福伸出壹隻手掩到嘴上，像要來壹場掩人耳目的私語似的，輕聲笑道：“今天早上溫斯頓脾氣很暴躁；他起床的時候，起錯了邊。”蘇聯翻譯重復了壹遍他的話，“斯大林的眼里不禁滑過壹絲笑意”。羅斯福當即意識到，自己這個藥下對了癥。所有人都坐好後，他就開始變本加厲地戲弄丘吉爾，嘲笑他這個“典型英國佬”的“古闆性格”，取笑他“雪茄不離手，生活習慣混亂”。羅斯福發現丘吉爾的臉漲得通紅，怒容滿麵；他說得越多，斯大林笑得越開心。後來，他回憶道：“斯大林忍不住壹陣狂笑，他笑得爽朗極了，那是我三天里頭壹次看見他笑成那樣。”羅斯福破冰成功，彼此的疏遠終於不見了。
羅斯福口頭不饒人，又暗自狂喜，甚至冒昧地當麵管斯大林叫起“喬叔叔”來，而後者竟然也絲毫不覺得受到了冒犯。至於丘吉爾當時什麽感受，就沒有人記錄下來了。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既是羅斯福的粉絲，同時又欣賞蘇聯人，他當時也在場。對羅斯福這樣的舉動，他也許能提供最生動的描述：“別人的尷尬不適總是令他覺得有趣。”
這次會議相當成功。羅斯福離開了德黑蘭，飛往開羅；丘吉爾也是這個安排。在短短的四天內，他們順利商定好“霸王行動”；討論了是否有必要成立國際組織，來維持世界和平；經過長時間磋商，敲定了波羅的海諸國今後的命運和戰後德國的立國形態；他們談到了芬蘭的戰爭賠款，還有如何說服土耳其入夥。美國國務院帶來了中歐地圖，他們在地圖前擠成壹團，熱火朝天地磋議波蘭的流亡政府以及富有爭議的邊界問題。
但有些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掉，其中就包括羅斯福未完的決定；就整場戰爭而言，這將是他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之壹。12月5日，他終於公布了這個眾人期待已久的決定，宣布誰將最後負責“霸王行動”和諾曼底登陸，正式任命了盟軍此次聯合作戰的最高司令。他的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此刻正心急火燎地等待著總統姍姍來遲的任命。在羅斯福眼里，馬歇爾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中最有軍事造詣的指揮官；他去德黑蘭開會時，也是馬歇爾陪了他半程。馬歇爾深知，幾乎每壹個信號都在暗示，人選非他莫屬；他自己也十分渴望得到這個職務。實際上，在德黑蘭會議期間，斯大林甚至親自祝賀他即將到手的任命。但羅斯福考慮得越多，就越覺得他的身邊不能沒有馬歇爾謹慎又明智的忠告。他希望馬歇爾能留在華盛頓，而不是遠赴戰場。當然，這個決定無疑極為冒險，恐怕也不值得這麽做。周日早上的晚些時候，羅斯福把馬歇爾叫到了他的住處。壹番簡單的寒暄過後，他總算開口問他，想在“霸王行動”中扮演什麽角色。沈默寡言的馬歇爾永遠都是名優秀的士兵，他答道，這是總統該決定的事情。“那麽，就讓艾森豪威爾去吧。”羅斯福輕輕說道。為了督促事情早成定局，他隨即壹邊口述，壹邊指示馬歇爾把這封給斯大林的信筆錄下來。馬歇爾將軍落筆成章，勉強把羅斯福給自己下屬的任命寫出來：“已決定即刻任命艾森豪威爾將軍為‘霸王行動’總司令。”他寫好後，羅斯福在最後添了壹個感嘆號，冷靜地加上了自己的簽名。事情再也沒有轉圜的余地了。後來，馬歇爾把這張簽過名的短箋作為紀唸品送給艾森豪威爾，並附解釋：“這是我倉促之間寫下的。”
這就是新壹年的開端，接下來的壹年將充斥著各種命運攸關的決策。不過，這位疲憊卻不失自信的總統還得先回到千里之外的祖國。
回程途中，羅斯福原本打算取道那不勒斯，去慰問壹下駐防在那裏的軍隊。但那不勒斯仍舊戰火紛飛，在眾人勸阻之下，他還是打消了這個唸頭，轉而前往馬耳他和西西里島。在馬耳他，他向當地抵抗納粹的居民們贈送了壹塊紀唸匾；在西西里島，他檢閱軍隊，為戰爭英雄授勛，還和派頭十足但總愛惹事的喬治·巴頓（George S.Patton）將軍談了談話，這位將軍最近剛掌摑了壹名士兵。隨後他又去了壹趟摩洛哥，最後坐船橫渡大西洋。
12月17日，羅斯福終於回到了白宮；他已經連續壹個多月沒在國內待過了。平安夜前夕，他北返傢鄉，抵達海德帕克鎮，準備在那裏就德黑蘭會議跟全國民眾進行壹次爐邊談話。他身邊擺滿了麥克風和強弧光燈，通過這次談話，他要對民眾進行最後反攻的動員，堅定他們抵抗納粹的決心。他提到，這是壹場真正的“世界大戰”，美國必須“對德猛力反攻”。“我們不得不等著那份死亡名單來臨——戰死的，受傷的，還有失蹤的。戰爭就是這麽殘酷。為了贏得勝利，我們沒有捷徑可走。而結束之日，也並非壹望可知”。
1943年的聖誕節就這樣悄然走近了。對羅斯福來說，聖誕節就是聽人唱壹唱聖誕頌歌，再由他自己為大傢朗誦壹段狄更斯的經典之作《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9]。可這壹年紐約州北部天寒地凍，羅斯福待在傢里，又被病魔擊倒了：他不幸患上流感，除了咳嗽，全身還隱隱作痛。他的體溫居高不下，感覺自己“將窮途末路”。其實十壹年來，這是他第壹次和傢人重聚海德帕克，在祖居共度聖誕節；因此他決定好好享受在這里的每分每秒。花環與紅絲帶點綴著華盛頓高檔酒店和政府官員們的宅邸，海德帕克的上空，綻放出絢爛多姿的煙花，人們暢飲蛋酒、飲料，享用美味的小蛋糕。也就是在同壹天，美國財政部里有壹名年輕的律師還在加班，他在為上司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部長草擬壹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的題目很長，但也令人萬分震恐——《致部長報告：美國政府縱容猶太大屠殺》（Report to the Secretary on the Acquiescence of This Government in the Murder of the Jews）。
儘管三巨頭在德黑蘭會議上，先後商定了作戰計劃、重建國傢和戰後和平等問題，可他們之中竟然沒有壹個人提到納粹對猶太人有計劃的屠殺暴行。新年伊始，這份措辭嚴厲的鉛字報告很快就會送到財政部長手上，而後就會交由總統親自批閱。
註釋
[1]克格勃（KGB）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間蘇聯的情報機構。前身為捷爾任斯基創立的“契卡（Cheka）”及斯大林時期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下屬的國傢安全總局，1946年改稱內務部，是20世紀30年代蘇聯大清洗的主要執行機關。
[2]莎士比亞作品《暴風雨》的男主角，擁有魔法的力量能降服對手。
[3]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1767年3月15日─1845年6月8日）是美國第7任總統（1828—1836年）。首任佛羅里達州州長、新奧爾良之役戰爭英雄、民主黨創建者之壹，傑克遜式民主因他而得名。
[4]瑞士著名作傢約翰·維斯（Johann Wyss）的作品，講述的是壹傢人荒島求生的過程，傢中的父親也是故事的敘述者，對兒子們言傳身教，讓他們學會了忍耐、勤奮以及同舟共濟等優良品質。
[5]“K”街，K Street。如果說美國金融危機的暴風眼——紐約“華爾街”是國際金融中心的話，那麽華盛頓的“K街”可謂是風雲變幻的國際政治中心。
[6]聖公會（Anglican Church），也稱為安立甘會或英國國傢宗教，是基督新教的壹個教派——聖公宗，與信義宗﹑歸正宗同屬基督新教三大主流教派。由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創始並作為當時英國的國教，由英國國王擔任教會最高首腦。聖公會與天主教壹樣相信使徒遺傳，特別在按立神職人員的續承上。聖公會實行三階級的聖職，主教（會督）Bishop，牧師（會長）Priest和會吏Deacon。
[7]紐約三角內衣工廠火災發生於1911年3月25日，是美國紐約市歷史上最大的工業災難，火災導致146名服裝工人被燒死或因被迫跳樓致死，死者大多數是女性。
[8]政府首腦人物在電臺或電視中發表的非正式談話。
[9]《聖誕頌歌》或譯《小氣財神》，是查爾斯·狄更斯的聖誕係列小作品，寫於壹個舊有耶誕傳統逐漸式微的年代；然而由於本書的廣受歡迎，使聖誕節及其蘊涵的精神情操再次得到人們的重視。